爱情改变的不光是吴孟超的报考志愿，还有他的人生轨迹。
1月20日，“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和夫人吴佩煜教授的追思暨安葬仪式在上海举行。
吴孟超与吴佩煜都毕业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既是爱人，也是同行。从少年到晚年，他们始终相携相助、共同奋进，一位成为肝胆外科专家，一位成为妇产科专家。
不管多忙多累，吴孟超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吴佩煜在不在。如果在，他可能什么也不说；如果不在，他第一句话就是找妻子：“哪里去了？”
2011年8月和2021年5月，吴佩煜与吴孟超先后辞世。如今，相濡以沫了60年的他们再次“相聚”。
吴孟超出生于1922年，原籍福建省闽清县。当年，吴孟超的父亲“下南洋”寻找机会，将妻儿暂时留在了家乡。吴孟超5岁时，一家人才在马来西亚团聚。
吴家的生活并不轻松。少年时代，吴孟超一直一边读书，一边帮家里卖米粉、割橡胶。也是在这时，他的天赋以一种不起眼的方式悄悄显现出来：他有一双巧手，割胶又快又准，家里三兄弟比赛，弟弟们割出的橡胶汁液总是没有他多。
“七七事变”后，国内的抗战形势一直牵动着吴孟超的心。1939年春，他从当地的光华初级中学毕业，毅然决定回中国。几位同龄人结伴，先走水路、再转陆路，于1940年夏天到了昆明。
吴孟超原本想去延安参军，但昆明到延安路途遥远，很难突破日军的重重封锁。他决定“读书救国”，考入同济大学附属中学。
在同济大学附属中学，吴孟超认识了一位叫吴佩煜的同学。吴佩煜的父母都是铁路职工，从浙江迁来昆明参加滇缅铁路的修筑工作。吴佩煜则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同济大学附属中学。
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附属中学一度随同济大学迁往四川。一路上，吴孟超对吴佩煜多有照顾。吴佩煜因此对这位家境清贫但学习出色、性格热情的同学有了更多了解。她发现，两人虽然成长环境不同，但有很多共同兴趣。双方都给彼此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在此后的学习过程中，两人的同窗情谊也升华为爱情。
中学毕业后，吴孟超和吴佩煜在大学报考意向上发生了分歧。吴孟超想读工科，去建房子、修铁路、搞工程。可吴佩煜坚决学医，还劝吴孟超也学医。最终，吴孟超听从了吴佩煜的建议，两人双双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
由于战火已经蔓延到东南亚，吴孟超跟家里失去联系，没有了经济来源。为维持生活和学业，他申请过救济，卖过报纸，做过家教，还曾在梁思成的家里帮着描图。
当时的昆明有很多茶馆，人们常聚在茶馆里讨论时事、展开辩论，辩论输了的人就要请顾客们喝茶。吴孟超便经常和吴佩煜一起去茶馆学习，这样既不用风餐露宿，又可以安心读书。
吴孟超学医，既是为了报国，也是为了爱情。“学医主要是因为我和我的女朋友、我老婆、同班同学，她家在昆明，她要学医。实际上两个人一方面共同念书，一方面谈恋爱。”吴孟超晚年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那天，吴孟超平生第一次喝了酒，而且醉得一塌糊涂。据说他这辈子只醉过两次，一次是这次，一次则是四年后上海解放时。
吴孟超的这次酒醉，也让这些年来看着他一步步走过艰难求学路的吴佩煜十分动容。她暗下决心，此生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有情有义、不屈不挠的热血男儿。
爱情改变的不光是吴孟超的报考志愿，还有他的人生轨迹。吴佩煜更没有想到，一次缘于爱情的游说，竟会在日后造就一位我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
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招募外科医生为受伤的战士进行手术治疗，已在临床实习的吴孟超也参与其中。根据规定，实习医生不能给病人做手术，吴孟超只能作为医生助手帮患者缝合伤口。尽管如此，他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名外科医生给病人带来的巨大帮助，希望自己也能早日成为外科医生。
1949年，吴孟超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他看到了解放军军管处第四处刊登的招聘启事：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在面向社会招纳外科人才。
吴孟超兴奋地将这个消息讲给已是其未婚妻的吴佩煜。吴佩煜由衷地替吴孟超感到高兴，还流下了眼泪。两个年轻人在南京路上走了又走，去了人民公园，在荷花池边憧憬着美好未来。
两个月后，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正式开业，顺利通过面试的吴孟超成了这里的一名助教和住院医生。吴佩煜也被同济大学医学院分配到了她心仪的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
两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唯一的遗憾是由于工作繁忙，且单位离得远，每个星期只能见面一次。工作太多时，两人甚至两个星期才能见面一次。每次见面，他们要换好几次车，在路上花费数小时。
吴孟超觉得，他和吴佩煜相识相知十多年，确立恋爱关系也有不少年了，该成家了。但是，他又有些犹豫：两人的事业刚刚起步，会不会因为结婚受到影响？
最终，吴孟超和吴佩煜还是决定早点结婚。1951年，他们步入婚姻殿堂。也是在这一年，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其附属医院被改为如今的长海医院。
说起两人的结婚过程，还有个小插曲：当时的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住院医生一律不准结婚。吴孟超和吴佩煜的结婚报告没有得到院领导批准，但他们还是办了结婚手续，并在同学的帮助下操办了一个简朴又热闹的婚礼。时任外科主任郑宝琦给吴孟超放了一个月的婚假。等吴孟超放完假回去上班时，院长认为吴孟超违反医院规定擅自结婚，决定对他作出处分，给予行政记大过。后来，在郑宝琦的努力下，医院取消了这一处分。
婚后，吴孟超和吴佩煜的工作依然繁忙，基本上每个月只能见面两次。直到1953年，吴佩煜被调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的长海医院担任妇产科医师，他们才结束了虽是同城却宛如异地、每次见面都像长途跋涉的生活。
吴佩煜晚年回忆，她和吴孟超从来没有吵过架。“年轻时工作都很忙，难得有时间在一起，不会吵架。年纪大了，都知道体谅和理解对方，更不会吵架。”
在同济大学医学院读书期间，吴孟超便深受著名医学家、中国现代普通外科的主要开拓者裘法祖教授的影响。后来，裘法祖在第二军医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吴孟超得以再次跟在老师身边学习。在裘法祖的建议下，吴孟超开始向肝脏外科的方向努力，并于1958年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本肝脏外科方面的专著《肝脏外科入门》。
当时，肝脏外科还是医学上的“神秘禁区”。人体肝脏内血管密布，胆管、淋巴管叠合交叉，手术中常常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堵也堵不住的出血。肝脏内部的构造到底如何，血管有多少、如何排列，对外科学来说都是疑难问题。
在翻译了《肝脏外科入门》后，吴孟超在医院的支持下，与另两位同事组建了旨在攻克肝脏外科的“三人研究小组”。在制作肝脏标本的过程中，他们尝试用塑料材料灌注进肝脏血管，再用腐蚀剂腐蚀掉标本组织，从而通过留下的塑料材料来观察肝脏构造。然而，肝脏被放进腐蚀剂后，灌注材料往往也被腐蚀得一塌糊涂。
无数次的失败后，标本制作仍然没有进展。一天，吴孟超早起晨练，从广播中听到了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在日本世锦赛荣获冠军的消息。回家后，吴孟超将这一喜讯告诉妻子。吴佩煜笑着说：“真的啊！那你明天给三个女儿也买几个乒乓球回来，省得她们总在打球时向别人借球。”
吴孟超将妻子的话记在了心里。买到乒乓球后，他突然灵光一现：制作乒乓球的白色赛璐珞是一种硝化纤维塑料，应该也能作为灌注物！
三人研究小组立即展开试验，终于在1959年用赛璐珞材料成功制作出我国第一具结构完整的肝脏腐蚀标本。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他们共制作肝脏标本108个、肝脏固定标本60个。通过制作标本，吴孟超对肝脏内部构造以及血管走向了如指掌、烂熟于心，这为他日后施行肝脏手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0年，吴孟超主刀为一位病人成功切除了肝癌病灶，成了第二军医大第一附属医院第一例成功的肝脏手术，同年发明“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1963年，他突破“中肝叶”手术的禁区。1975年，他切除了迄今为止国内外最大的已被切除的肝海绵状血管瘤，瘤体重18千克。1976年，他率先在上海进行了18万人次的肝癌普查，开展肝癌早期诊治的课题研究……
多年来，为了解开肝脏外科中悬而未决的难题，吴孟超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吴佩煜被调到第二军医大后，夫妻俩虽有了更多的相处时间，但三个女儿又先后诞生，从此，浪漫就成了一种奢侈。
为了让丈夫全身心地投入事业，知夫莫若妻的吴佩煜几乎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业余爱好，努力安排好家庭生活，从无怨言。
每天晚上，只要吴孟超的台灯不熄灭，吴佩煜就睡不着。有时候他忙着忙着就睡着了，一只手里拿着书，一只手里拿着放大镜。“我就把书和放大镜一样一样轻轻地拿下来，然后给他放平枕头，盖好被子。”吴佩煜说。
“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们俩太了解（彼此）了，很多时候不说话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没有她的支持，我很难干好工作，我从心里感谢她。”吴孟超说，他80多岁还能一心一意地工作，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好，主要得益于吴佩煜的照顾、关心和支持。“我的成功有她的一半功劳。”
2011年8月，吴佩煜因病逝世，享年89岁。在吴孟超学生周伟平的印象中，老师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同事、好友陈汉离世时，另一次就是夫人吴佩煜去世时。他记得，在送别吴佩煜时，吴孟超一直在抽泣。
吴孟超的家中一直挂着一幅十字绣，上面是一对小狗——他和夫人同样出生于1922年，都属狗。2021年5月，在吴佩煜去世近10年后，99岁的吴孟超也与世长辞。
女儿吴玲说，一起安葬是两位老人的心愿，也是女儿们的心愿。“这里很温馨，相信劳碌一生的父亲一定能在这里好好休息！”
在上海福寿园落葬现场，吴孟超与吴佩煜的纪念铜像巍然屹立。铜像上的吴孟超穿着军装，吴佩煜则站在他的身侧，紧紧挽着他的右臂。两人望向远方，笑容一如既往地默契、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