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在此期间他所撰写的日记，不仅记载了他主持教务、校务等工作的日常，也对身边亲人的状况有详实的记述。从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那样艰苦条件下一个家庭的苦乐悲喜……
1941年1月12日，郑天挺与众友约游昆明西山，步至华亭寺，“庭无杂树，惟绿梅两株，老干枝枒，琼萼锦碎，甜香暗袭，万虑澄消”。绿梅原产于西南，喜湿不抗冻，北地稀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郑先生想起1937年过世的夫人周稚眉。
夫人字梅，且最善艺梅，日记中提到丙子（1936年）岁暮，有人送腊梅到家中，“时夫人病，下红已将月，犹起而观之”。所谓“下红”，即中医“下红之症”，《红楼梦》中的凤姐，小月后亏虚下来，便复添了下红之症。
之前周稚眉的病情，主要来自郑天挺之女郑晏2016年的口述《回忆抗战期间在北平的生活》，当时郑晏已93岁，她回忆丙子年除夕，母亲突然发病，病情很严重。可据上述郑日记，周并非突然起病。当然，病情或许不便与小女谈起，郑晏不知情也属正常。不过确是急性加重，捱不过去，否则以国人习俗，不会春节期间就诊。郑晏回忆母亲正月初五住院，正月初七手术，均与日记吻合。
郑晏口述所言“胎死腹中”一节，日记未提及，周稚眉生于1897年，时年40岁，生育经验丰富（有子女五人），死胎而不自知似不太可能。不过，她说自己“躲在卧室里听大人讲话，得知母亲在做手术时，医生把手术器械遗忘在她腹腔内，必须进行第二次手术取出，母亲因流血过多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与日记所载严重不符，日记中确切记为“以割治子宫，麻醉逾时不复苏”，“竟以割治麻醉不复苏”。郑夫人下世实为麻醉意外。
麻醉意外最严重者可致死。周稚眉当时手术，采用的应是全身麻醉。麻醉过程中，患者会出现心率下降、血压下降和无法自主呼吸，需要麻醉师全程生命支持。除患者个人体质以外，当年全麻药物的安全窗口远比现在要窄，麻醉死亡率远高于今。日记记载，汤用彤长子，极具才情的汤一雄在昆明割盲肠时，就因麻醉过量死亡。
时至今日，与麻醉相关的死亡，绝大多数都是无法预料和无法控制的，在法律上属于医疗意外。郑晏回忆，在场的父亲的朋友蒋梦麟、罗常培、陈雪屏、樊际昌、章川岛等人，极力主张与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前身）打官司，而父亲并不愿意，应该有此考虑。
回到日记中，郑天挺见此绿梅，“坐石鼓，久而忘去”，仿佛如《项脊轩志》，心中所念“不知夫人所培诸梅今若何已”。
郑家的灾难自1937年始。郑天挺有三子二女，这年春天，两个儿子，老四克晟（6岁）老五克昜（3岁）均患病，而且是患有“儿童杀手”之称的猩红热。猩红热为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可累及咽峡部黏膜形成溃疡，故中医有“烂喉痧”之称。1928年，内政部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法定传染病九种，猩红热名列其中。当时有健康类的儿歌流传:“病名猩红热，小儿最易得。无论大小人，得病势危破。治疗须即早，否则将自绝。”
此时距治疗猩红热的首选药物青霉素应用于临床还有7年，治疗只能以对症为主。贵胄如袁寒云，1931年得病后也不能身免。所幸北平有着全国顶尖的医疗条件，弟弟们又有个能干的二姐郑晏，两个孩子均脱离危险，且无后遗症。郑克晟继承家学，后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郑克昜（改名克扬）曾任北航热动力研究所所长。
1938年7月30日（阴历七月初四），郑天挺四十岁生日。也许循“四十不做寿”之习俗，当日并无同事祝贺，而是奔波在蒙自返回昆明的火车上。抵达住所已是晚上八点多，匆匆阅报，得知镕西表兄于26日不起，“乍读不敢置信，继读不觉泪下”。
镕西即张耀曾（1885—1938），辛亥先驱，法学学者，前司法总长。郑先生父母早殁，与其弟一直寄居姨表兄张家，张耀曾亦父亦兄，两人感情深厚。
张耀曾正值壮年，身体状况不详，而据郑日记“余三月来滇，尚有信来”，其中未提及有恙，想必平素康健，故初闻噩耗，郑先生有晴天霹雳之感。张氏近年长居上海，又执律师业，医疗条件与医疗费用都是不成问题的，为何遽然病逝？原来罪魁祸首是伤寒。
中医体系中“伤寒”范畴极广，西医特指伤寒杆菌所致感染。如今伤寒已不足为虑，当年缺乏抗生素，可是要命的病。据1937年1月12日《申报》，沪海港检疫处、公共租界、法租界联合发布了上周传染病死亡统计，其中伤寒患者有33人，死亡达30人。此病早期症状隐匿，病情易耽误，1938年9月10日郑天挺赴上海凭吊，其大嫂、三姐告以张耀曾病状，“似为医生所误”，郑先生不由得大呼：“伤哉！伤哉！”
张耀曾垂危一语为“汉口无恙否”，堪比陆放翁。郑天挺后来得侄女张宁珠信，知镕兄遗言，不禁读来泫然，长叹：“呜呼！此德此才，竞赍志以没，岂非天哉！”
郑天挺的弟弟郑庆珏，字少丹，日记中虽称为“三弟”，“八九岁后骤失怙恃，一姊一弟先后殇折，惟余与三弟”，郑庆珏实为兄弟姊妹中唯一成年者。1945年10月4日，郑先生早膳时谈及家事，三表姐张佩芬屡屡支吾其词，最后只能以实相告：三弟实已过世。郑先生当即惊骇泪下，竟日未出。因家人隐瞒，郑庆珏的死亡日期应更早一些。据郑晏回忆：1944年3月的某个周末，叔叔突然发病，发病仅3周后即去世，时年41岁。
郑晏回忆有误。据郑天挺的日记1946年4月5日载：“今日为清明，又为亡弟少丹周年忌”，可知郑庆珏于1945年清明逝世。表姐隐瞒死讯半年左右，也更合乎情理。
郑晏和叔叔一起生活的日子不短，她简介了郑庆珏的生平：早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曾赴东京明治大学法律系深造，回国后供职于上海法院，日伪时期，曾在国立华北编译馆担任编辑并兼任伪北大法学院讲师。她回忆叔叔“突然大口吐血，走不动路，亲戚请来北平最好的私人医生到家看病，诊断结果叔叔患肺结核病已是二期”，这也是不够准确的。据日记1938年8月31日载：郑天挺与章廷谦闲聊，得知章有家书，“谓三弟患咯血，为之大惊，家书中从未言及，不知何故，岂讳之耶？”原来郑庆珏早已患病，只是没有告知家人而已。
如郑晏所言，叔叔的病情迅速恶化，很可能是大咯血不止，三周后即逝世。说起结核病的治疗，中医从无办法，而1943年美国瓦克斯曼教授已析离出链霉素，它对结核杆菌有特效，开创了结核病治疗的新纪元。不过回到战乱时的北平，平民想获得此药实属异想天开，用郑晏的话说，“那时只要传染上肺结核，基本就被宣判了死刑”。
三弟的性格大概较为深沉，患病后连兄长也不告知，郑先生尚须通过外人知悉。而在郑晏的回忆中，“叔叔脾气特别大，整天绷着脸，不苟言笑，所以我们很怕他，对他是敬而远之”，这很可能是郑庆珏采取了一种主动隔离的措施，如“他的房间非常干净，从不让外人进，弟弟们从来没有进去过”，“他从不与我们一起吃饭而是单做”，“他终身未婚”都可用此解释，只是郑晏当年不明白叔叔的良苦用心罢了。
丧亲之痛还在继续。长女郑雯，与郑晏为双生子。一众儿女中，郑雯天赋最高，贝满女中毕业后就读北大，不过是“伪北大”，郑天挺日记1942年11月29日载：“知大女入伪北大西洋文学系。”
被称为“大宝”的郑雯极受宠爱，日记中现身近四百条。1943年，郑雯不愿待在沦陷区，执意前往大后方投奔父亲。辗转三月抵滇，8月14日与父亲不期而遇，“忽见公司汽车来，仅一女子，似是雯儿，又不甚似。车停，果雯儿也！一时悲喜交集，泪欲落者屡矣”，此时父女别离已近六年。
郑雯（左）和郑晏，后立者为叔叔
之后郑雯转入西南联大外文系，这位长女极为好强，1943年10月24日，“雯儿来，月考逻辑八十八分，以不得九十分以上也，大哭”。郑天挺平日交游，如女儿得空必是一同前往，如1944年2月1日，携之往视沈从文。郑沈虽为文科同事，并无私交，日记中正式拜谒仅此一次，大概还是女儿对新文学家感兴趣，才有此一行。
昆明学生运动不断，郑天挺生恐女儿卷入其中。郑雯也是乖乖女，校长太太相邀参加美国红十字会茶会，这是锻炼社交和语言的好机会，她坚辞不允，实在躲不过，只好相商于父亲，告以“可述余不准参加之意，万不获已，只许参加一次，此后不可再往”，郑先生更愿意邀请钱学熙教授来家中为女儿补习。
1946年，郑雯自西南联大三年级结业，拟返回北平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7月14日，郑天挺得悉惊天噩耗，前日中央航空公司自沪返平的飞机在济南失事，死亡名单中有郑雯的名字。郑先生伤痛欲绝，“欲睡不能，两次登榻，三次倚枕，一瞬即醒”，并沉浸于不断自责中，“余若不为接收先回，绝不致置其一人留滇；余若早以回平飞机事询明告之，绝不致使其搭车赴沪；儿以六月十日到沪，余若早日写信安其心，绝不致急急搭中央机北来”。
回想1937年冬，自己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事无巨细，一一叩门送钱，并告以天津接头地址，而此次女儿北上无人照料，乃有此祸。痛定思痛，郑先生“固不敢以怨也”，只能长叹“天乎”“命乎”。当日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一部波澜壮阔的日记至此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