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国性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社恐症终生患病率为13.3%, 是继重性抑郁障碍和酒精依赖之后的第三常见精神障碍。（人民视觉/图）
这不是电影中的情节。这个坐在审讯桌对面的小伙名叫王新，刚满19岁，他声称自己有严重“社交恐惧症”（以下简称社恐），脑子很乱无法专心学习和工作，“所以我想到牢里去，这样就可以暂时逃避外界的一切，逃避人群”。
2022年2月10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在官方微信号上披露了这个案例：就在2021年除夕傍晚，王新携带一把水果刀走进一家便利店，准备实施“抢劫计划”，老板以为小伙只是开玩笑就未予理睬。
无奈之下，王新只能在便利店门口自行报警投案自首。被抓后，司法机关请专业鉴定机构对他进行了精神检查，结果和王新2019年初自行检查的结果一致：他患有“混合型焦虑障碍”，时常会胡思乱想、感到烦躁。
与网络上很多年轻人拿“社恐”自我调侃不同，“社恐”确实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障碍。
根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2013年发布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或称社交恐惧症）的基本特征是对社交情境的显著或强烈的害怕或焦虑，在这种情境下个体可能面临被他人品评。
这些患者饱受焦虑和恐惧的折磨，不少人还会出现共病的抑郁症、强迫症等等，严重影响社交、教育和就业。美国全国性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社恐症终生患病率为13.3%, 是继重性抑郁障碍和酒精依赖之后的第三常见精神障碍。
2022年1月，一款鼻用喷雾剂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CDE）批准，专用于治疗成人社交焦虑障碍的焦虑症状。社恐药相关新浪微博话题在数天内就累计近400万次阅读，不少网友才意识到社恐症的存在。
2022年2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在CDE官网检索发现，除了新近许可的抗SAD鼻喷剂临床试验外，还有11个适应症包括“社交焦虑”的药物临床试验登记在册，其中6个药物临床试验状态为“已完成”，3个为“进行中招募中”。
“目前来说，社恐症还没有专门的特效药面世，但还是有治疗方法的，就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广东省人民医院心理科主任侯彩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正常人可能都很难应付过年期间的应酬，更何况是社交恐惧症患者呢？”生活中，31岁的小田总是保持沉默，人一多就想躲在角落里，试图隐藏自己在“那种场合”说不出话、浑身发抖甚至出汗的症状，就连这个春节也是一个人过的。
“不敢出入任何大型场合，最恐惧的就是在一个大型的陌生环境遇到熟人，会完全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小田在浙江宁波工作，这个沿海城市约有940万人口，到了节假日，天一阁、老外滩、东钱湖等地总是很热闹，但这些都与他无关，最让他感到安心的还是一个人在家刷手机。
小田用“混日子”“没什么意思”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自己的生活状态，“感觉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没什么希望”。他也曾试图寻求专业的心理治疗，但昂贵的治疗费用和定期的复诊让他很快放弃。
像小田这样被社交焦虑所困扰的人不在少数，就连很多明星都称有不同程度的症状。百度贴吧“社交恐惧症”有14.3万用户关注，发帖数超500万，而在豆瓣、知乎等社区网络平台，“社恐”也是一个热度颇高的话题。
“一个人感觉太无助，有人一起找工作的吗”“疫情当前收入锐减，每天都很焦虑”“XX药效果如何”……除了讨论近期社恐药话题外，许多发帖者也试图在网络平台上释放内心的压力。
和所谓的内向、羞涩、不爱说话不同，社恐患者在社交情境下害怕自己被给予负面评价，会表现出脸红、发抖、流汗、结巴或呆滞等焦虑症状，而且这种害怕和焦虑不是偶尔发生，而是随着不同的社交情境有不同程度的预期焦虑和惊恐发作，甚至多年以前的社交场景也能持续使人精神紧张。
和所谓的内向、羞涩、不爱说话不同，社恐患者在社交情境下害怕自己被给予负面评价，会表现出脸红、发抖、流汗、结巴或呆滞等焦虑症状。（视觉中国/图）
美国全国性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从性别来讲，女性患者明显多于男性（约 2.5∶1）；从年龄来看，中位起病年龄约为13岁，75%的个体起病于8岁至15岁之间。
中国少有直接相关的流行病学数据，但最近几年陆续有焦虑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面世。
2019年4月，一项原卫计委和科技部资助的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项目结果显示，中国任何一种精神障碍(不含老年期痴呆)12月患病率为9.32%，其中焦虑障碍患病率最高，为4.98%。
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自2012年12月启动以来，经过近9年的科学研究，对73000多名6到16岁少年儿童作了流行病学调查和资料分析。
“社恐症在青少年后期和成年早期还是比较多见的，因为初高中到大学的阶段，正是他们社交需求逐渐增加的时候，如果在这时期应付社交有困难，这种焦虑情绪就会比较明显，可能寻求外界的帮助。”侯彩兰说。
尽管相对罕见，成年人也有可能罹患社恐症，比如经历了一次应激性或者羞辱性的事件，其中老年人的社交焦虑还可能因为身体器官的失能和自知力下降等原因难以察觉。
在小田心里，他的社恐症也是有迹可循的。
“我六七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从那以后亲生父亲再也没有联系过我，读小学的时候跟着我妈和她后来找的男人一起生活，后爸也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初中以后我就被扔去老家，亲人总是训我、打我。”小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除家庭原因外，校园生活的不如意也让他越来越畏惧跟人交往。“被学校里的小混混欺负，当众出丑，我不敢反抗；和朋友相处，被开玩笑开得很过分，也不知如何反驳，久而久之就很自卑。”
从小在缺爱的环境里长大，小田自嘲自己“玻璃心”，别人说一点不好的话就会很生气。
小田现在少有的快乐源泉之一就是拍照发在网络平台，“我其实自学摄影拍照就是为了给别人看，让别人夸我，很希望别人觉得我拍得好”。
目前已有的研究表明，社恐症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论述，直到1980年《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面世，SOCIAL PHOBIA才被正式定为精神科的专用术语。随着认知深入，该术语被修正为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NTY DISORDER）。
这种特殊的焦虑障碍和先天遗传、成长环境、文化氛围等多重因素相关。在研究中，有医生将其分为广泛性社交焦虑障碍（害怕各种社交或职业场合），非广泛性社交焦虑障碍（只对2或3种社交场合感到害怕），以及公共场合讲话恐惧。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艾琳・托恩将社交焦虑描述为一系列不同体验，这些体验源于环境中可能存在的社会威胁，大部分人都会经历少量的社交焦虑，而对一部分人来说，这种焦虑反应渗透入每天的社交，并且阻碍他们做想做的事，给他们带来极度痛苦。
加拿大女王大学心理学博士塔拉・卡拉斯维奇在2019年的一篇论文中则指出，社交焦虑是在童年时期作为一种条件适应而发展起来的，当你的童年环境充斥着社会威胁的可能性时，很可能你未来的环境依然会有社会威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教授、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郑毅曾表示，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和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家庭结构的变化、独生子女问题、网络成瘾问题等影响着家庭和社会。父母的厚望、学习的压力、升学的竞争以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给儿童青少年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刺激和心理压力，人们忽视了儿童青少年早期心理健康教育。
对医生来讲，社恐症虽然棘手，但在临床上还是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可参照，有专业的量表和评分去评估严重程度，也有较为成熟的治疗手段去缓解症状。
常见药物治疗包括一些抗焦虑、抗抑郁药物等。心理治疗用得比较多的是针对特定场所或者针对特定情况进行的行为治疗，如系统脱敏或者暴露冲击疗法，主要目的是为了患者能面对这些场景而非回避。
2022年1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公布，一款适应症为成人社交焦虑障碍的1类新药临床试验被许可。（CDE官网截图/图）
也有研究表明，将心理疗法和药物疗法结合起来，能显著改善社恐症患者在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中表现出的焦虑、担忧和恐惧等症状，还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自我认可。
让心理医生感到无奈的是，有些人可能不觉得自己罹患心理方面的疾病，不一定选择到医院寻求专业诊断，也有一些人确诊社恐症后无法做到良好的就诊依从性，就渐渐放弃治疗。
“和其他心理疾病一样，社恐症也存在治疗依从性不高的可能性。”侯彩兰观察发现，行为疗法让患者可能暴露在让他们感到并不舒适自在的场所，产生了抵触情绪，也有患者担忧疗效显现慢和治疗周期长等问题，慢慢就不愿意来医院复诊。
据央视新闻2021年10月报道，在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病房，由于儿童青少年心理疾病患者增长迅速，要想住院接受治疗，患者至少要等上一年，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家长由于对疾病缺乏了解，导致治疗延迟。
疫情期间，很多人只能居家办公，线下的社交活动被语音连线、虚拟会议等取代，一些事情悄悄发生了变化。
“一部分社恐患者更勇于来医院就诊了。”侯彩兰说，疫情期间大家减少外出，外出时人人都戴口罩，社恐患者反而感觉“更有安全感”，给了他们一个更便捷的出行和就医环境。
从事心理卫生工作多年，侯彩兰对此并不是全然的欣喜。她认为，短期来说，社恐患者的独处时间增加，减少社交带来的压力，但是当患者长期独处，得不到一些外部的刺激或者训练，可能还会加重症状。
“我经常接触到的受访者，总是有一对耐心很差的父母，教养孩子的模式单一，一味强调学习成绩，缺少陪伴、互动和尊重，很难回应孩子的社交需求。”在精神科医生刘振东的描述中，他执意使用“受访者”而非“患者”“病人”这样的称呼。
刘振东在山东省一家三甲医院供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不想给这些孩子造成额外的压力，尤其是一些聪慧早熟的孩子，同时也意识到压抑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氛围是治疗路上的“绊脚石”。
“很多受访者治疗都半途而废了，完整治疗的是少数，因为一边是家长们都忙着挣钱，没有时间和精力带孩子上医院，另一边孩子又要忙学习，就只能这样熬着。”从业三十余年的刘振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