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21 岁的大学生李南极忍着双眼复视和迟钝的思考能力，用一个多月时间在电脑上给偶尔治愈写下自己患病和治疗的过程。
他说自己像被困在海洋的蜥蜴，心里有着成千上万的痛苦无法诉说，但再也回不去原来栖息的地方。于是蜥蜴只能去适应冰冷的海水和空旷的岛屿，最终成为唯一一种能够在海里游泳觅食的蜥蜴―海鬣蜥。
李南极是广东韶关人。两年前，因脑胶质瘤发作开始了漫长的治疗过程。其间，他经历了两次包括开颅在内的手术，以及长期的放化疗，术后曾一度无法清楚说话，很长时间上下楼都很困难。目前他仍坚持治疗，定期去医院做化疗，幸而病情目前有所稳定并开始好转。
今年，李南极的同学们都毕业了，女朋友也开始了工作，而他感觉自己的青春时光被这场重病偷走了。
李南极患上的脑胶质瘤被称为「大脑杀手」，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是神经外科治疗中最棘手的难治性肿瘤之一。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脑胶质瘤诊疗指南（2022 年版）》显示，我国脑胶质瘤年发病率为 5～8/10 万，脑胶质瘤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结合放疗、化疗等综合治疗方法。
在多篇关于脑胶质瘤的医学论文和科普文章中，都提到了因脑胶质瘤具有侵袭性生长特性，大部分胶质瘤难以大范围彻底切除，残留的肿瘤细胞成为日后复发的根源，因此脑胶质瘤具有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的特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周期及生活质量，给患者个人、家庭乃至社会造成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
以下是李南极写下的患病和治疗记录。
我脑子里长了个东西
2020 年，正是疫情开始的那一年，我 19 岁，在南方一所大学的光学专业读到了大二，脑胶质瘤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于是 19 这个数字对我有了特别的意义。
我成长在南方某市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没有兄弟姐妹。患病后我才感觉到，以前我的一些身体异常可能是征兆。比如高中时我经常犯困，在课堂上睡觉，常被同学嘲笑。短跑跑不快，感觉脚步不稳，有时针扎一样头疼一下。但当时症状并不严重，或者说自己和家人都忽视了。
在大学的前两年这些症状还有，但不至于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我还参加过半程马拉松。但到了 2020 年初，我突然头疼加重，外加了耳鸣，父亲带我去老家的医院检查。
医生在电脑里看了我刚拍的片子后，又叫来了神经外科的医生，这位医生看过我的片子后，摇了摇头。我爸是个急性子，急忙问究竟怎么回事，医生把他拉到一旁窃窃私语。
我的心沉下去，跟家属单独谈话了，能有什么好事呢？
毕竟我已经是成年人，在回家路上，父亲告诉我这个事实，然后平静地说让我不要担心。医生判断我脑子里长了个肿瘤，并建议我们尽快手术。这可真是个晴天霹雳。
当天晚上他就带我去了省会的一家脑科医院。我爸进诊室去和医生谈话，把我留在了外面。「好奇怪哦，明明是我得了病，可我却连和医生谈话的机会都没有。」
我在外面百无聊赖，忽然传出了哭声，我顺着哭声看去，一个女人身边放着一个红色的桶，里面有不少生活用品，她哭得那么伤心，但大家都默然看着，也许在医院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爸爸与医生谈话的结果是，我住进病房。住我旁边的是一位女儿陪着她的母亲，因床位紧张我们不得不混住，中间隔着一张帘子。
我特别希望我的病没那么重，很快就能好了。但希望总是与失望相随。第二天早上医生会诊后，爸对我说看来这里也不能治好，我们决定先回去。
我要走的时候，临床的母女热情地说「祝好」，我不知道怎么祝福病人，只是微微弯腰，低下了头离开。
我感觉病情越来越重，很不舒服，先是不能运动，看清楚东西很难，再之后走路也艰难了。
我回了一趟老家，傍晚时在父母的搀扶下，我沿着河散步。风在吹，草在动，河水静静流淌，想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心里平静多了。
老家很多亲戚朋友都来陪我，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在老家的感觉很快乐，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之后再次住进医院。
住院后，我用上了甘露醇，能降低颅内压，一开始我想甘露醇药如其名，真似人间甘露。
后来我才发现，它也有缺点，首先打甘露醇必须快滴，打进身体感觉很冰，我让爸爸用毛巾蘸热水贴一贴手，不然真是受不了。其次打了甘露醇会导致血管越来越细，以至于后来我伸出双手给医生，让医生看哪里好打就打哪里，有好几次我都连续挨了几针。
主任跟我说有关手术的事，他说「你已经是 18 岁成年的人了，你有权知道。」
医生给出了两种方案：一是直接做开颅手术切除肿瘤，但由于我的肿瘤位置太差，所以并不能全部切除，手术之后我还要接受后续治疗，有大概三成的风险。一听这个，我连忙摇头，「三成风险也太高了」。
二是通过手术在我的脑内放一条管道通到腹部，这样管道就可以使脑部的压力释放进腹部，进而缓解颅内压高的问题。他并不建议我们选这个方案，因为治标不治本，虽然做完之后我的症状会有所好转，分流管也会在复发时有所作用，但这种方案并不干扰肿瘤，完全没有治疗效果，属于「放虎归山」。
父母和我纠结了几天，最后我还是决定「放管」，因为风险相对要小很多。
后来为休学，我看到医院给我开的疾病证明上载明的是「小脑蚓部、左侧桥小脑角区及脑干占位性病变」、右侧脑室腹腔分流术后。颅脑 MR 显示「小脑蚓部、脑干病变，胶质瘤？生殖源性肿瘤？全段脊椎未见明显异常。」
这个手术前准备工作还有不少，我有点害怕。我的临床是个出车祸的大叔，手术后头上绑着绷带，他很多话，小嘴叭叭的，但人很热情，担心我害怕手术，他笑着安慰我说「没事的小兄弟，就是睡一觉。」
我确实是第一次做手术，心理紧张。我去卫生间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把自己完好无损的样子保存下来。
手术前一晚，医生给我做骨穿，打了麻药后针刺进了我的身体，真疼啊！我疼得紧紧咬住了牙齿。第二天早晨，剃头的师傅早早就来了，三下五除二我就成了光头。
父母分站两边，紧张地握住我的手，奇怪的是，以前我并不知道人的手有这么暖。护士在前面带路，我步履不稳地走出病房，尽量表现得很轻松。其实医院走廊里躺着不少患者，有的还在输液，我的心理很复杂。
到了手术室门口，父母被护士拦下，我一个人进了手术室。有人来问我的名字和确认要做的手术，我如实回答。接着一位护士在我手上扎了一个留置针，扎针很痛。为了缓解紧张情绪，我就问东问西。后来护士让我躺好并罩上氧气，推入麻药，麻药像一条小蛇，顺着我的手臂向上游动，仅仅数秒我就不省人事了。
醒来时我庆幸自己还活着，嘴巴很干燥。「有人吗」我问，护士看我醒了，叫人把我推回到病房，我躺着不能动，插着尿管、挂着尿袋。
我很困，护士告诉我的父母不能让我睡着，麻药还有效果，怕我会一睡不醒，于是父母开始轻轻扇我的脸，不让我睡。
手术以后几天里，我确实感觉还不错，眼花与头晕症状也没有了。
我没想到的是，拔尿管那么疼，临床的那位大叔也安慰我「没事的，疼两天就好了。」但这种疼导致我上厕所异常艰难，好在两天后果然好很多。
我也可以头缠着纱布去买东西吃了，但由于长时间没有下床，我的双腿退化了，走路摇摇晃晃，有人笑话我像是喝醉了酒。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情况又变差了，耳鸣、眼睛不舒服。父亲联系到一家医院的林医生，他态度温柔、友好，评估后说准备对我用化疗药。
但是化疗的效果并不如意，我不但没好转，反而一天天变差。父母带我去省会的一家大医院，那位知名的医生分析病情四平八稳，让我心里踏实，不得不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