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第三届“泰山奖”颁奖活动将于上海举办。年度“临床研究奖”授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20年前，他带着热血走进老院长描绘的梦；20年后，他树立了全球脑血管病精准医学的里程碑，带着天坛医院向世界舞台中央迈进。
2021年10月28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在线发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拥军教授团队的CHANCE-2研究结果，其表明对于轻型缺血性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且携带CYP2C19失活等位基因的患者，替格瑞洛联合阿司匹林预防卒中复发的疗效优于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前者比后者90日内卒中复发率降低23%。
CHANCE-2研究是全球脑血管病精准医学领域第一个三期临床试验，具备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投稿到NEJM编辑部决定发表，仅用了9天时间：从投稿到送外审5天，外审的3位专家仅用了4天，之后3个月就见刊。见刊当日，CHANCE-2研究结果汇报于世界卒中大会（WSC），大放异彩，成为会上最重磅的一项研究，还被选入为年度五大突破性进展研究（CHANCE-2研究还是唯一一个发表在NEJM顶刊上的研究）。
因此，第三届“医学界价值医疗泰山奖”召开之际，CHANCE-2研究负责人王拥军教授荣获“2022年度临床研究奖”。就此，“医学界”也与王教授开展深度对话，聊聊这背后的故事。
“‘泰山奖’寓意重于泰山，把这么沉甸甸的一个奖项给我，肯定是心里面感觉很高兴。”王教授表示，“我理解价值医疗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好的临床效果，也就是说我们追求的结局不是直接看患者花了多少钱，而是看这个钱花的有没有价值，能不能给患者换来最好的结局、最好的医疗质量。CHANCE-2研究可以说就是按照价值医疗的理念设计的。”
此前的CHANCE研究于2013年发表，打破了国际上不能使用双重抗血小板的禁区，改变了世界指南，但哪些患者由此获益更多呢？因此CHANCE-2研究把患者分层，做出了全球第一个在脑血管病领域的药物基因组指导的临床试验。这也是真正的精准医学试验，也是把患者从过去的初级循证医学向精准医学转化的一个试验，让我们未来能够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给正确的患者以正确的个体化治疗。由此，中国乃至国际指南也会随之更新。
因此，在脑血管病领域，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意味着在脑血管病治疗方面，精准医学的应用有了数据的支持，有了循证医学的支持。
当然，研究的过程是复杂的。“单准备过程就耗费了三四年，因为很多技术不能突破。其中最大的不能突破的技术就是快速基因检测。”王教授告诉我们，“因为患者在急诊躺着呢，所以我的基因必须一小时拿到结果！这个就花了我们近两年。”为了CHANCE-2研究，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研发了快速基因检测技术，准确率几乎100%，做到了让基因检测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现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都在寻求我们的帮助，帮他们做新的临床试验。”王教授欣慰地表示，“天坛医院今年新布局的急诊，病床旁全部有快速基因检测。这样患者来了，可以提前预测给药是否管用，会不会有不良反应，让患者选择对他来说‘更有价值’的医疗方式。”
突破了技术的壁垒，解决资金短缺、药物供给、在全国超过200家医院做好质控，是王教授团队面临的另外几个主要难题。
“这里就要感谢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京因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无偿给我们提供了试验所需的全部药品和检验设备，都是免费的。”王教授说，“另外我们全国各地的202家医院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给不了那么多经费，大多数又没有署名的机会，大多数医院只能是幕后英雄。”
试验过程中，患者全部入组用时不到1年，此后，便有专门的项目管理团队进行跟进，并有三级质控把控质量。王教授介绍道：“一级质量控制是我们的数据团队做好数据逻辑；二级质量控制就是靠项目经理带着整个项目管理团队去202家医院，一家一家进行溯源；三级质量控制是外部的第三方监察。”凭借着高涨的热情和多方的不懈努力，研究完成时，六千多例受试者，释放率不足1%。
“试验过程中有数不清的感人故事，里面沁透了中国神经科临床医生对临床研究的付出和无私的奉献。”王教授回忆，“真的多亏了这些非常敬业的医生们。”
2022年8月3日，CHANCE-3研究将启动，希望这三项研究能为全球脑血管病领域树立3座里程碑，让中国在这一领域能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
在神经科从医几十载，王教授却笑着道出“内幕”：“最开始，神经科不是我选的，学医都不是。我15岁上大学，第一志愿是化学，因不够第一志愿的录取分数进入第二志愿医学院。”毕业后，年仅20岁，王教授也不知道自己的志愿到底在哪。进医院轮转时，到了神经内科，神经科主任的一句“你小子脑子这么好使，干嘛不干神经科呀”将王教授留在了神经科。这位主任一定不会想到，自己的一句话，改变了当年那个小伙子的一生，甚至撬动了中国，乃至全球脑血管病领域的格局。
“我纯粹是‘先结婚后恋爱’，进了神经科才发现自己很多东西不会，神经解剖都不熟练。”王教授说，“我用了一年去补解剖，把所有的解剖图谱手绘了一遍。”在主任的鼓励下，王教授画的解剖图印成了书，这是王教授出的第一本书，至今还有在用。“这之后慢慢就有了乐趣，就喜欢（神经科）了。”
这位主任还鼓励王教授搞科研，比如最初鼓励王教授使用电镜，查找患者病因。“所以我是那个医院第一个使用电子显微镜的人，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电子显微镜相关的论文。”王教授回忆，“可见年轻人碰到一个引导你入行的老师是很重要的。我现在每天阅读文献的习惯都是他给我培养的。他对人要求特别严格，还扔过我的病历呢。”
加入神经科四十年，王教授已是天坛医院院长，谈及加入天坛医院的主要原因，王教授毫不犹豫地表示，是因为时任天坛医院院长的戴建平教授的个人魅力。1999年，因为当时的北京科技新星计划，王教授有了出国做博士后的机会，在美国阿肯色大学医学院待了近两年。在一个深夜的越洋电话中，王教授坐在地板上与戴院长聊了一小时，第二天就买票回国，决定回国看一看。“在国外的两年，我无数次想象过中国神经科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的想法没人让我实现。”王教授说，“但戴院长给我描述了一个梦，他说这个科室可以按照你的任何想象重新去做。”
“我回来面试，当时是从全球一堆候选人中，最终面试3人。”王教授表示，自己不是最好的选择，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但自己对神经科的规划与戴院长一拍即合，“那我就知道，我值得回来。”
有了在国外学到的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国际化视野，以及MBA学到的战略思维，并有几任院长的鼎力支持，在中国良好的经济环境大背景下，王教授终于为天坛医院神经科做好战略定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起了一百多人的科研团队，带领科室快速发展。也正是得益于此，才能更加顺利地完成CHANCE-2研究。
中国近年来脑血管病诊疗领域进步很快，但距离国际先驱的水平还有很大距离。王教授表示，中国现在处在临床研究的黄金时期，既有政府的高度重视，又有丰富的患者资源，而中国医生的研究热情更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但同样也有弱势，即科研能力与方法亟待提升。“所以下一步，培养医生科学家，也就是PHYSICIAN SCIENTIST，是未来必须走的一条路。”王教授说。临床医生要懂科研，因为他能最准确地发现临床需求，之后就要建立临床研究中心，让专业化的研究团队去支持临床医生。“我在首都医学院开了临床试验学系，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制药医学专业。目前中国在脑血管病领域，抗血小板药和血管再通领域已经跃进世界领先的第一方阵，我相信，只要我们有一群有热情、有热血、有本事、有国际化思维的人，未来中国创新在世界的地位会越来越好。”
对于天坛医院的未来，王教授表示：“政府已经给我们做好了规划，那就是让天坛医院尽快走到世界舞台中央。我作为院长，有责任加速这个梦想变成现实的进程。”
世界一流医院的收入主要来自科技创新，比如哈佛大学医学院70%以上的收入来自科技收入，仅有不到三成来自患者，反观中国，几乎100%的医院收入都来自患者。“今年要做转化医学产业园，用产业化的收入返哺医院，减轻患者负担。还要做分赛道管理，包括人事改革、绩效改革都是身为院长要设计好的。政府已经把所有能给的支持都给了，下一步就看院长了。”王教授告诉我们，“这样预计在2030年，医院的科技产出能占总收入的30%。”
此外，天坛医院在十四五期间将在全国神经系统最薄弱的地区布局三个分院，包括神经科患者流出率70%的安徽，为实现医疗均一化助力。
王教授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到2030年，中国的脑血管病证据能占全球证据的30%。让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除了加强科研能力，还需要有更多能主要发表中国证据的窗口，4年前王教授创办的SVN，是卒中领域第一本代表中国在世界“发声”的SCI期刊，如今已成为STROKE之后脑血管领域第二大杂志。“这肯定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我们这个杂志刚4岁，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教授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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