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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卫健委原疾控局副局长孔灵芝:慢病防控,公卫要当主力

    《生命时报》与北京大学公众健康与重大疫情防控战略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开设“世界公卫人”栏目,邀请全球专家畅谈公共卫生对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的重要意义,分享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真知灼见。

    提到慢性病,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找医生治疗。殊不知,公共卫生在慢性病防治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近日,《生命时报》专访了国家卫健委原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孔灵芝。她强调,为实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的,到2030年使重大慢性病所致过早死亡率明显下降的目标,医和防必须融合起来,让公共卫生政策发挥重要作用。

    慢性病被认为是目前全球面临的最主要疾病负担之一,其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孔灵芝:慢性病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慢性病具有发病率、致死率、致残率“三高”特点。《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居民慢性病死亡率为685/10万,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的88.5%。其中,心脑血管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造成的死亡占80.7%。

    其次,医疗花费大。慢性病与贫困会形成恶性循环,使一些家庭陷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以2009年数据为例,有学者发现,患心血管病、糖尿病、恶性肿瘤等常见慢性病住院一次,城镇居民至少花费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农村居民至少花费此收入的1.3倍,这还不包括除住院以外的其他支出。

    再次,影响整体经济发展。学者分析1993~200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与疾病负担的变化情况发现,慢性病经济负担增长远高于GDP增长。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出警告,心血管病、癌症、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精神类疾病在未来20年将给全球造成47万亿美元损失,可能拖垮国家医疗体系,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制动效应。

    孔灵芝:“上医治未病”强调在患病前做好预防,公卫策略就是从探究和控制病因入手,达到“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历史上,有很多公共卫生在慢性病防控中发挥作用的经典案例。

    1948年起,英国医生DOLL爵士和HILL爵士先后进行了两项研究,以最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证明了吸烟与肺癌的关系:吸烟量越大、吸入肺部越深,患肺癌的危险性越大,戒烟能降低患肺癌风险。这为研究多种癌症病因和不明原因疾病提供了典范,也对确定慢性病的防控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类似研究是“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1986年起,潘孝仁教授领衔中日友好医院团队与美国流行病学家在黑龙江大庆市设计并开展了30年的研究,以评估生活方式干预对糖尿病发病率、心血管病和复合微血管并发症的影响。

    结果发现,6年的生活方式干预,使糖尿病发病中位时间延迟3.96年,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26%,微血管并发症发生风险降低35%,平均预期寿命延长1.44年。该研究在全球第一次回答了“糖尿病能否被预防”的世界性难题。

    我国另一个享誉全球的慢性病防控实践是首钢心血管病防治模式。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吴英恺院士、刘力生教授等深入首钢,联合开展以生活方式干预+基本药物的心血管病防治工作,结果显示,1998年,脑卒中标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比1974年下降55%和74%,降压治疗的药费每年还不到100元。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称“首钢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心血管病人群防治的典范。

    近年来,越来越多临床大家都积极投身到慢性病预防的战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以“病”为出发点,治不胜治,只有针对病因,综合施策,才能真正降低疾病负担。

    您作为原国家卫生部慢性病处第一任处长,见证了我国慢性病防控工作几十年来的进展,这些工作是如何一步步推进的?

    孔灵芝:我们一直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慢性病防控策略,比如首钢模式、大庆研究等,不过这些研究尚无法实现慢性病防控的根本突破。1994年底,原卫生部将防疫司更名为疾控司,下设慢性病处,为运用公共卫生策略应对慢性病挑战奠定了组织基础。通过学习,我们发现必须重视以社区为基础的人群慢性病防治。于是,1996年就开始规划社区慢性病综合防治示范点。近些年,我们开展的具有代表性的防治实践有以下几个:

    2007年,启动以“健康一二一行动”,即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健康一辈子为主题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行动推出易实践、可测量的平衡膳食和身体活动指导方案及测量工具,倡导建立健康步道等支持性环境。

    2017年,启动以“三减三健”即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为主题的第二阶段行动。目前,全国96.6%的区县启动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2004年起,探索在农村癌症高发区进行重点人群癌症早诊早治工作;2005年起,中央财政提供专项资金支持,重点筛查食管癌、宫颈癌、鼻咽癌、肝癌、胃癌和肺癌等;2010年后,中央财政先后支持了脑卒中、心血管病及慢阻肺高危人群筛查干预项目;2012年,城市地区癌症早诊早治试点工作启动。

    2010年,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旨在辖区内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合作、全民参与”的慢性病综合防治工作机制,至2020年,已分5批建成491个。

    孔灵芝:《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居民吸烟率略有下降,非吸烟者二手烟暴露率由72.4%下降到68.1%;饮酒者中几乎每天饮酒的比例由25.5%下降到19.9%;家庭人均每日烹调用盐9.3克, 比2015年下降1.2克。2019年,我国居民30~70岁间过早死于四类重大慢性病的可能性为16.5%,比2015年下降2%。

    无论《“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还是《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都将慢性病防控放在了重要位置。中央财政对慢性病公共卫生专项投入,从2005年的500万元增加到2021年的1.88亿元。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也体现出更多对慢性病防治的支持,有效避免了患者将小病拖成大病,也减少了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耗。

    比如控烟方面,多项政策明确了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等措施,加强了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鼓励医院提供临床戒烟服务。平衡膳食方面,通过制定规划纲要,将食物生产、加工与营养相关性疾病,特别是慢性病相结合,促进了食物生产、加工、营养、消费、健康的协调发展。

    2002年起,我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增设慢性病管理职能;2009年,国家癌症中心和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成立;2013年,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成立,初步形成了慢性病综合防治体系,临床公卫深度融合并肩作战。

    您如何看待“公卫措施有效”和“慢性病患病率升高”的矛盾?

    孔灵芝:慢性病患病率升高问题的确存在。这主要因为慢性病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特别是随着老龄化、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影响,慢性病患者生存期不断延长,慢性病患者基数必然会不断扩大。但这与公卫策略的作用并不矛盾,公卫措施的显效具有一定滞后性,且慢性病防治的目的不仅是降低患病率,而是让人们少发病、晚得病、少残疾、不早亡。

    孔灵芝:我们还是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坚定现有公卫策略不动摇,进一步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制定的战略落实到位。政府不仅要提供个体所需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要创造健康的社会环境。

    比如,提倡合理膳食,首先要保障食物生产、加工的安全性,健康食品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让市民加强锻炼,应有方便锻炼的城市规划。具体可从几方面入手:以健康城市创建为平台,提高政府重视程度;以创建慢性病示范区为契机,推动慢性病综合防控落地;以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为载体,提高全民慢性病防治知识、行为与技能素养;以基本公卫服务和公卫重大专项行动为抓手,实施慢性病患者的早诊早治和规范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