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第一百一十条要求，讨论的结论要向患方公开，但讨论的过程可以不公开。「疑难病例讨论、手术前讨论、死亡病例讨论等结论性意见，应当在病程记录中予以记录。讨论记录等讨论性医学文书作为病历资料的附件保存，医疗机构可以不向患方公开」。
深圳卫健委解释，此举目的是让医护人员在开会讨论过程中「敢说话」，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为了患者的救治。「因为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内部讨论过程中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来自江苏某三甲医院胸外科的陈凯丽（化名）医生表示，如果患者参与到医疗讨论过程，的确可能会造成患者的理解偏差。
陈凯丽拿最近正在接触的病例为例，「最近科室内有一个 78 岁间质性肺炎合并肺癌的患者，所以我们叫了呼吸科一同讨论。患者家属原本提出要参加 MDT，被我们以『还需要讨论其他病人』为由回绝了。」
陈凯丽的担心在于，讨论中涉及多种方案，最终大家决定的一定是最适合患者的那一种。而由于患者和医生之间存在信息差，有的患者可能会上网搜索其他方案、再回来询问医生，无意之间增加了沟通的复杂程度，且并不会有利于医学决策。
另一方面，医生在讨论病例过程中，用词会更为学术或直接，「有时候我们讨论某个疑难病人，会说『确实没什么办法了』『可能会撂到手术台上』，而这种话假如被家属听到，会额外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因此，陈凯丽医生通常会在讨论出结果后，通过患者家属能接受的语气，婉转得告知对方最终的方案及缘由。
同样，四川某三甲医院胃肠外科医生吕飞飞（化名）表示，如果用其他行业来做类比，MDT 讨论过程不适合同步给患者家属。「比如法官在合议庭确定量刑时，不会将大家的讨论内容完全公开，我们医生也是一样。」在他看来，维持良好的讨论秩序并保障医疗决策的专业度，才是内部讨论中最重要的。「显然，告知患者这方面并不会有利于此。」吕飞飞说。
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病例讨论过程」是否需要告知，并没有有一个明确共识，更多的是单个医院的不同要求。以 MAYO 诊所为例，在对癌症患者进行治疗前，MAYO 会先明确患者是否需要「全程参与」，如果对方有意愿，则会让患者积极参与医疗决策，并全程解释。
而深圳是全国范围首次明确「不需要公开」的地区。尽管不是生活在深圳，但看到相关条例保障，吕飞飞医生表示，对未来的沟通更有信心了。
除了「讨论过程可以不公开」外，《条例》也在全国首次明确，病历中有一类资料可不向患方公开――讨论性医学文书。
深圳市卫健委解释，这样可以免除医护人员说错话被「秋后算账」的后顾之忧，让医生们能畅所欲言，讨论出最佳的救治方案。
对于不公开「讨论性医学文书」，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张永泉律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条例》的相关落实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国家卫健委公开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和本次深圳公开的条例，可能存在未定义的部分。」
2018 年 10 月生效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其中要求「患者有权查阅、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以及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属于病历的全部资料。患者要求复制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复制服务」。
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中虽然未明确提到「讨论性医学文书」，却也没有明确其是否属于「全部资料」内。假如国家条例与地方性有冲突，那么肯定还是以遵守国家条例为准。」张永泉表示，「因此可能会产生额外的纠纷和讨论的情况，浪费司法资源和所有相关方的精力」。
除了定义的明确，张永泉还提出，该条例仍然有一些细节准则等待被确认。
「一方面，患者最初可能不知道内部讨论是什么，而《条例》的出现可能会导致条例实施前的深圳的医院、以及除深圳地区以外的医院，会有患者强烈要求参与内部讨论的情况。」假如医生拒绝，该条例反而可能会被患者当成诉求的依据。「如果医生这时仍要拒绝，可能患者就会『想多了』，反而产生医疗纠纷。」张永泉说。
另外，张永泉还提到，《条例》的实施后，有的医生可能出现病例书写不规范范的情况。「如果不需要对患者公开，那么『讨论性医学文书』可能会后补甚至不写，那么后续假如出现医疗纠纷，这一部分就很难说清楚。」因此张永泉律师还是建议，不论是任一情况下，病历中的讨论记录仍应该保持书写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