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英国最权威的跨性别医疗机构被关闭
01、英国最权威的跨性别医疗机构被关闭
上个月底（7月28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将关闭为未成年跨性别者服务的GIDS部门。
GIDS的全称是性别认同发展服务部，它是英国政府为儿童、青少年提供性别焦虑和性别认同相关服务的唯一机构。GIDS已经运行33年了，已经治疗了至少9000名有性别焦虑的儿童，年纪最小的仅3、4岁。
但近几年来，英国国内对GIDS的质疑声越来越多，甚至有接受了该机构治疗的性别烦躁者站出来指控GIDS。
他们认为，该机构向16岁以下未成年人，甚至是9岁、10岁的小孩提供青春期阻断药物和变性过渡激素，这是不合理的，这些未成年人可能并没有真正了解变性的意义。
其中有一位曾在GIDS接受变性治疗的患者KEIRA BELL，她曾是一名女性，但从小就喜欢穿男生的衣服。到了青春期时，KEIRA对自己胸部和臀部的发育感到反感，并对自身的性别产生了怀疑。
后来，KEIRA到GIDS接受变性过渡治疗，包括从16岁开始服用青春期阻断药物，1年后接受睾丸激素注射，20岁时做了双侧乳房切除术。
完成这些治疗后，KEIRA看上去已经变成一位男性了。但没过两年，KEIRA后悔了，她还是想成为一名女性。但“变性”带来的永久性后果，令她可能无法生育、失去乳房、声音永久性改变等等。KEIRA再也无法完全变回以往那个女孩模样了。
像KEIRA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2019年，一位名叫CHARLIE EVANS的英国人创立了一个慈善组织，专门帮助变性后又后悔的跨性别者，据她所说，找其求助的人达到了几百位。
正因为上面的争议，英国政府对于GIDS的安全性和合理性感到怀疑，便专门委托了儿科专家CASS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发现，有性别焦虑的儿童往往还有其它心理健康问题，但这都容易被性别认同问题所掩盖了。
而且，GIDS提供的所谓治疗，“不是一个安全和可行的长期选择”，比如让儿童、青少年服用青春期阻断药物就有可能影响其大脑发育。
除了英国以外，美国也有不少接受了变性手术后却后悔的跨性别者。
我们之前分享过美国的一位变性者SINEAD的真实经历。SINEAD原本是女性，年轻貌美，身材傲人，但性格敏感自卑，青春期后又遭到很多性骚扰。她非常痛苦，认为这都是这副女性身体惹的祸，继而萌发了变性的想法。
可SINEAD成为男性后，发现并没有变成想象中美好，其依然感到害怕、羞愧和自卑，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SINEAD很后悔，并指责医生当初为何不劝阻自己。
这么多跨性别者在变性后后悔，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说明困扰这部分人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性别，而在于他们不认同自己生理性别背后的心理问题。
所以，改变性别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相反，因为改变性别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当他们后悔并觉醒时，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和困惑，甚至导致重度抑郁发作。
那为什么像GIDS这样的机构，明明是英国政府建立的，应该非常权威、专业才对啊，怎么会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是在理解“性别烦躁”的原因上，目前国内外主流精神医学和心理学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缺乏深入的认识和高效的解决办法。
目前，国内外主流精神医学认为“性别烦躁”的具体原因不明，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基因方面，迄今为止并未找到特定的基因或者基因变异。所以，现在普遍倾向于认为主要是先天因素，比如胎儿神经发育因素等等。
主流精神医学虽然不否认心理社会因素对“性别烦躁”的形成有影响，但无法找到确切的原因。至于给跨性别者做变性手术的外科大夫，他们就更不懂了。
而主流心理学虽然倾向于认为“性别烦躁”与心理社会因素有重大关联，但面对大量内心非常痛苦的跨性别者时，主流心理治疗/心理咨询技术既找不到确切的原因，也难以高效解决他们心理上的痛苦。
这样一来，既然找不到后天因素，遗传因素又找不到特定基因，“先天因素所致”这个结论就几乎成了国内外精神医学界和心理学界对于“性别烦躁”的必然解释。
这里要解释一下，医学里说的“先天因素”并不包括遗传因素，而是指影响胎儿生长发育的因素，比如母亲在孕期接触到的一些药物、化学物质、放射线、病原微生物等。
可正因为先天因素涉及到很多方面，目前的科技水平难以一一排查，于是“先天因素”就像一个暗箱，谁也说不清楚到底具体是什么原因。
所以有的精神科大夫和外科大夫笃定地认为，性别烦躁就是天生的，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无效，只有通过服用药物并通过外科手术改变性别才能解决患者的困惑，至于变性手术后是否后悔，这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
很多跨性别者也说，他们觉得自己生来就是心理性别与生理性别不一致，是灵魂投错了肉胎，认为他们改变性别的决定应该得到尊重和支持。
在以上基础上，这个问题就逐渐衍生出了第二方面的因素：
性别烦躁者、跨性别者认为自己不应该被视作病人，更不应该受到歧视，改变性别是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他们不断争取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只要有人说他们的心理有问题，他们就会给对方扣上“歧视”的帽子，甚至群起而攻之。
某种程度上，这与西方国家的同性恋者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也是西方国家“LGBTQ+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种“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下，西方国家对性别烦躁者、跨性别者越来越“包容”和“尊重”。
比如201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发布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里，将“性别认同障碍”改成了“性别烦躁”，弱化了疾病的性质。
DSM-5认为，个体不认同自己的性别，这不是疾病；只有个体因此感到痛苦、烦恼、没法正常生活时，才能算得上精神疾病。而且，主要的治疗办法不是引导个体理性地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而是帮助个体过上成为另一性别的生活，比如激素治疗、变性手术等。
而在西方社会上，大众谈论性别烦躁和跨性别话题时经常小心翼翼，总是强调要为这个群体争取平等和尊重，这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西方国家有的老师甚至告诉年幼的学生，如果不想当男孩或女孩了，可以轻易地改变性别。
应该说，这种“去病化”和“宽容”的环境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能够减少性别烦躁者的心理压力，避免因外界歧视而遭受到叠加性心理创伤。
但是，部分西方国家在这方面过犹不及了，导致很少人敢谈论这背后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以至于出现了很多反常识的、非常荒谬的事件。
比如个体的性别可以全凭自己单方面的说法和意愿，而不管当时生理性别是什么，男性只要打扮成女性的样子，甚至只需要说自己认为自己是女性，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女厕。这严重威胁了普通女性的安全。
我们之前说过一个典型的事件。今年1月，美国发生了一起“男生穿裙子进女厕所，强奸15岁少女”的案件，而更为讽刺的是，该少女的父亲为女儿维权时，却被指责歧视跨性别者。
而且，过度“去病化”导致医生盲目顺从性别烦躁者的意愿，不去识别背后是否存在深层次心理问题，而是轻易让个体服用激素，甚至接受变性手术。
也就是说，国内外主流精神医学界和心理学界对于性别烦躁缺乏深入的认识，再加上西方社会“政治正确”的环境，导致了目前这种现象，大量性别烦躁者做了变性手术后后悔了，几乎没有人有能力、或者愿意给他们提供理性、科学的引导或心理治疗。
其实，主流精神医学和心理学之所以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学科的主流理论和技术对人的心理活动的理解仍停留在外显记忆层面，也就是个体能想起来的记忆。
但我们通过大量临床心理干预，尤其是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的实践经验，我们发现部分性别烦躁的根本原因往往藏在个体的内隐记忆层面，也就是患者已经忘记的经历，尤其是叠加性心理创伤。
这些叠加性心理创伤导致他们产生厌恶自己身体，尤其是第二性特征部位，逐渐产生变性念头。也就是说，部分性别烦躁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经历导致的。
比如，我们收治过的一位抑郁症患者，他讨厌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官，并渴望成为一名女性。经过他同意后，我们对其实施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寻找这背后是否存在心理社会因素。
结果我们发现了很多相关的心理创伤事件。其中一个关键事件发生在其小学低年级时期，有两名男生对他暴力欺凌，把他摁在地上拳打脚踢，对他撒尿，还用生殖器羞辱他，长达2个多小时。这使他对官产生了强烈的厌恶和愤怒，包括他自己的。
这个患者就诊时已经10多岁了，对于这件事早就忘了，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才想起来。他恍然大悟，并对于自己的生理性别、想变性的想法有了更理性的认识。
而且，因为性别烦躁者往往经历过叠加性心理创伤，他们在不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之前，往往就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精神心理问题。
比如性格比较敏感、内向，或者比较偏执、自卑，甚至可能有自残、自伤、有自杀念头等情绪或行为症状等等；有的甚至可能达到了抑郁症、双相障碍的诊断标准。
就像上文提及的、负责对GIDS进行调查的儿科专家说，大量接受“变性治疗”的儿童其实有其他心理健康需求和“危险行为”，可惜，当转诊到GIDS时，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就被性别认同的问题掩盖了。
所以，对于深陷痛苦的性别烦躁者，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帮助他们改变性别，而是识别他们是否存在深层次的精神心理问题，尤其是是否遭受过叠加性心理创伤。
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尽量修复主要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引导他们正视并解决主要的精神心理问题。当他们的精神心理状态更加健康、内心更加自信、三观更加积极时，再由他们和父母商量作出是否变性的决定，而且一定要考虑到变性之后面临的社会压力，自己如何更积极地面对。父母和本人甚至要考虑到万一接受变性手术后又后悔的情况，如何理性面对。
这才是真正理性的选择，并能尽量避免变性手术后后悔导致的二次伤害。
我国的精神医学、心理学起步较晚，整体发展水平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导致国内很多机构、包括不少三甲公立大医院对西方国家的理念和做法过于盲从。
比如，国内有些医院想模仿英国的GIDS机构，设置治疗性别烦躁的专科科室，甚至有可能想为更多有这方面困扰的青少年、儿童提供“变性治疗”。
结果，GIDS在一片质疑声中退出了历史舞台，让国内那些想效仿并追随的机构非常尴尬。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国内主流精神医学、心理学界进行深刻自我反省的绝佳时机。
我们承认西方发达国家精神医学、心理学的整体水平比国内高，但不能将西方国家那一套视为绝对的金科玉律，盲目照搬和效仿。
相反，我们要具备跨学科的意识和能力，始终保持探索的精神，探索和思考精神心理症状背后真正的心理根源，寻找和掌握更高效的治疗技术，为儿童、青少年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这样不但有望能解决他们的心理困扰，令他们更加心身健康地成长，也尽可能避免国内社会出现西方国家那样的“政治正确”和带来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