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医学是一种人文科学，科学摆在第二，人文放在第一。其实在患者孤独无助的时候，有一个专业人士在旁边，去陪伴他/她去一起面对病毒或者其他疾病，我相信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安慰，这也是我在方舱这么久最深刻的一个体会。”
在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一句一百多年来令无数医生感同身受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一百年后，当新冠疫情以一场几十年未见的重大自然灾害的姿态出现时，这句话再度安慰了身临其中的中国医生。
在6月初上海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后，“医学界”团队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眼科中心主任孙晓东教授，作为亲临这场特殊“战疫”的上海专家代表，孙晓东教授和我们交流了这四个月来自己的所感所悟。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医生在他的从业经历中都有这样的机会去参与和感受这样一场特殊的经历。常常，随着我们在医学的道路上越做越专，越做越精，我们会忘记去思考作为一个医生的本质是什么，但是疫情让我又想起了我们在求医的第一课受到的教育，让我又深刻体会了作为一个医生的本质。”孙晓东教授如此总结。
2022年3月，新一轮的疫情以快速又悄无声息的方式在上海迅速传播。
3月19号下午5点，正在家中的孙晓东教授接到通知，前往医院开会。就是在那场会议上，他们被传达了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以及上海市卫生系统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
“那时什么都没有准备，当天就留下来了，这一留就是4个月。”孙晓东教授回忆，直到采访前一周（6月28日），上海最后一批参与这场特殊“战疫”的专家才得以解除隔离，这四个月，他们的生活轨迹就是停留在医院和方舱，自第一天起，没有回过家。
“在治疗上，其实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要严密的监控每一位病人的疾病进展，防止从轻症变为重症或者危重症。第二，就是要做好鼓励和安慰，这是方舱和定点医院的不同。”孙晓东说。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一百多年前特鲁多医生的这句名言成为了孙晓东从医生涯的第一课，三十多年后，当他以眼科专家的身份参与到疫情防控这样一场不寻常的战斗中时，他又重新理解了由这句话带来的新的感悟。
医生在方舱其实发挥了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在方舱，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观察、鼓励和安慰，然后给与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实际上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医生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去和他们共情，去理解和疏导患者。因为在那个时候，医生就是患者最相信的人，这也是医生的人文情怀。”孙晓东说。“比如为了防止疫情扩大将所有的阳性病人去做隔离，但是当这个病人是小孩的时候，他会不一样。他需要和家长在一起，那么上海市就设计了一个亲子方舱医院，这就是一种人文关怀，在人文的基础上加上科学去设计这样一个角落，用关爱去战胜病毒。”孙晓东补充。
“坦白说当年学医不算是我的第一志向，跨入眼科也是偶然。”孙晓东透露，“人生其实是有很多偶然性的，也不是说有规划的才是最好的。”但他坦言，尽管是偶然入行，但因为有幸师从中国著名的眼底病专家张皙教授，他重新认识了医生职业，也重新认识了自己，自此坚定了从医的道路。
“读（博士）研究生阶段，导师张皙教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她激发了我对于眼科这个职业的热爱，也给了我很多的机会，鼓励我们去创造。张皙老师的引导，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孙晓东说，“张皙教授曾经说过，她可能记不住患者的脸，但是她看到眼底，就可以知道是哪一位患者。开始我还觉得不可思议，但后来发现她真的可以看一眼眼底就知道这是我们科室哪位医生做的手术，实际上这就是她对患者的热爱，这个热爱她用在了专业的角度上。”
孙晓东另一个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是在2006年，那一年他前往美国迈阿密大学BASCOM PALMER眼科研究所进行博士后工作。这家研究所连续17年全美眼科排名第一，在这里，孙晓东遇到了他人生中另一位重要的老师——罗森菲尔德教授。罗森菲尔德被全球眼科界称为“阿瓦斯汀之父”，是采用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治疗黄斑变性的第一人。在罗森菲尔德教授的引导下，孙晓东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在这些国际顶级的学者身上，你会知道科学的创新是什么概念，以前我们知道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设备，我们会用，但都不是我们原创的，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做科学、做创新应该是怎样去思考的，他们对于学术钻研执着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国内的年轻医生去学习的。”孙晓东说。
前往美国时孙晓东正值35岁，是当时医院里最年轻的主任医师，用他的话说，“那时觉得可能从35岁到60岁退休，可能这25年就是这样的生活，但去了BASCOM PALMER之后发现原来科学是需要不断去攀登的。自此就决定回国之后要去做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性研究。”
从美国进修回到上海后，孙晓东成为国内最早一批开展抗VEGF疗法治疗老年性黄斑变性的医生之一，这种方法让过去几乎无法治疗的眼底疾病，从此变得可以治疗。如今，抗VEGF疗法已经成为治疗湿性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疾病的一线治疗方案，它能够控制病情进展，减少视力丧失。2006年，抗VEGF疗法治疗老年性黄斑变性被《科学》杂志评为当年世界十大科技突破。
医生们必须越挫越勇，才能为患者找到更好的道路。作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孙晓东和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团队从零开始，带领上海市一团队完成了中国首例LCA基因治疗手术，这意味着中国自主研发基因治疗眼科新药步入了“成药快车道”，开启了国内基因治疗遗传性眼病的新时代。
作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孙晓东既是临床一线医生，同时又担任医院副院长、眼科临床医学中心主任，要带领团队保持学科上的领先优势。他几乎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忙到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
在孙晓东的同事和学生眼中，他是一位“很酷”并且又非常自律的学者，他严谨、细致、追求完美。他坚持运动，因为“没有良好的体魄，就很难去支撑繁重的工作。”孙晓东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们，“孙院长常说，一个人能把身材保持好说明他会坚持，有韧性，这会更容易接近成功。”
但和外界所认为的不同，在采访中孙晓东和我们透露，其实他是一个喜欢旅游喜欢独处的人。在一个人独处时他喜欢去阅读和艺术、人文甚至是美学有关的一些书籍，包括一些人物的传记。
孙晓东特别提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艺术家莱昂纳多·达·芬奇，“他是一位画家，有《蒙娜丽莎的微笑》这样的传世作品，但他还是一位天文学家、小提琴家、科学家，包括我们的解剖学的发现其实都是他的发明。无论是达芬奇还是爱因斯坦，你可以发现，艺术、人文和科学其实是不可分家的。”
“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去看这些名人的传记，感悟其实是不同的。”孙晓东说。
阿图·葛文德在《医生三部曲》中曾经这样描述，“医生属于一个孤立的世界……病人一个一个地来，手术一台又一台地做，到头来，你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好不容易成功做完了一台手术，喜悦却不知道该跟谁分享。病人术后因为并发症死亡，又有谁了解你的感受……。”葛文德这寥寥几笔，写尽了医生的孤独和对认同的渴望，而对中国的眼科医生而言，这样的心态又多了一层，那就是“我看过这世界的阴影，但依旧面向光明”。
“现在我对自己的期望其实很简单了，第一就是还是要在中国做中国自己的原创性的临床研究项目，包括转化研究上，去有一些全新的突破，并且能够建立起一个机制、一种氛围，去引导年轻的医生；另一个对我个人来说，就是更希望通过学术交流、学科建设来提升青年的一线培养，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患者。”孙晓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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