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外科四病房组长杨学勇离开工作了10多年的医院，选择全职到一家私立医院——北京京都儿童医院为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做手术。
杨学勇从来不缺少改变的勇气，35岁时晋升副高时，他放弃山西省儿童医院的编制，36岁考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读博，师从我国著名小儿心脏外科专家刘迎龙教授。
和之前赤手空拳到北京打拼不同，现在的他怀着20多年、5000多台手术上锻炼出的技术，就任京都儿童医院心胸外科主任。他表示，有最好的医疗技术和团队，也要有更好的人文关怀，让先心病患儿在医院身心都能康复。
大学实习时踏实肯干，他被分配到山西省儿童医院后，被科主任选中进入最为高精尖的科室——心脏外科。那是1994年，很多省级医院还没有开始心脏手术，山西省儿童医院一周只有两到三台简单的手术。
心脏手术的死亡率也偏高，得医生和患者共同冒险。科室主任和家长术前谈话，常化用毛主席语录：“你们下定决心，我们排除万难，咱们一块争取胜利。”疑难重症的心脏病手术则需要请北京的大专家来做。
2001年，山西省儿童医院收治了一位严重的法洛氏四联症患儿，病情十分危急，反复缺氧发作，术前抽血化验这样的刺激都会导致血氧饱和度剧烈下降，危及生命。医护人员都认为手术凶多吉少。但父母晚来得子，不愿意放弃治疗机会。这台手术请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大专家刘迎龙主刀。
杨学勇心想：恐怕他来做也难保平安，因为抽血这种创伤患儿都耐受不了，做手术怎么可能活下来？
1994年到1996年，刘迎龙团队将法洛四联症根治手术的死亡率从13.9％降到了1.1％。旁观他轻松完成这场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手术后，杨学勇突然发现当地水平跟先进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
这在杨学勇的心间投下了一颗石子，泛起经久不息的涟漪：这才是心脏外科医生的榜样！
后来，刘迎龙又为山西省儿童医院的几位重症病人成功施行了手术，“每回我们觉得没什么办法的病人，他都峰回路转。”无论是理念、思想，还是手术操作技巧，刘迎龙一下子打开杨学勇的视野。
“我要跟着刘主任学习。”杨学勇暗暗下定决心。他向医院申请去阜外医院进修。
梅贻琦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阜外医院也是这样，占地面积很小，从前门进去，步行5分钟就到后门，但这里有一批奋斗精神很强的医生们和格外忙碌的手术间。
在阜外医院里，杨学勇几乎“住”进了手术室。每天一早，他就进去观摩医生如何做手术，或者上台帮忙拉钩，饿了有免费的午餐和晚餐。他说：“那会儿我们进修生最开心的事就是看人家做手术。回来晚上聊天也是围绕着手术。”
当时阜外医院一年大约做4500来例心脏手术，病种齐全，杨学勇不但在儿科学习，还抽出时间去成人科。像复杂的主动脉脉瘤手术，其他医院极少开展，偶尔做一个，很可能从早做到天黑，而且死亡率极高。而阜外医院却已形成常规，外科医生做手术如同行云流水，这给杨学勇带来很大的震撼。
在阜外医院进修一年，杨学勇一心扑在学习上。临近进修结束，他想：阜外医院水平这么高，我能不能留在这里工作？
回到山西太原后，杨学勇发现外出一年医院的水平还是原样，恐惧于这种一眼望到头的不变生活。他升腾起一股强烈的愿望：攻读刘主任的博士，留在阜外。
人到中年的杨学勇和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竞争，顺利考上博士。回忆北京读博，他感慨那是最艰苦的一段时光，“经常整夜睡不着觉，一边工作、一边做课题、写SCI文章，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压力老大了。”
期间，山西省儿童医院的老领导伸出了橄榄枝，许以优厚的待遇。最终，家人的支持才使他下定决心留在北京。“现在这条路只能回头看。”
当初那台众人束手无策的法洛四联症手术，再也不能难倒杨学勇。“如果是现在，或许可以从右侧腋下给他做这台手术。”
右侧腋下小切口手术是刘迎龙教授团队于1994年首创的手术入路。手术切口为右侧腋前及腋后线之间，由第三肋延伸至第五肋的弧线上，切口长度为3-6CM。右腋下小切口具有损伤小、疤痕隐蔽、不破坏胸骨完整性、能预防正中开胸后术后鸡胸等特点。
这种手术方式可以运用于70%的先天性心脏疾病，包括：房间隔缺损修补、室间隔缺损修补、三房心矫治术、二尖瓣置换或成型手术、三尖瓣置换或成型手术和心脏良性肿瘤切除等，甚至法洛氏四联症。
跟着刘迎龙主任学习，杨学勇做得一手漂亮的腋下小切口手术。很多大医院对室间隔缺损等腋下小切口手术的患儿提出条件：要1岁以上才能做；大三甲医院一般也规定3个月以下、5公斤以下不可以侧切。
据他介绍，人体正常呼吸时氧气浓度是21%，侧开胸和传统正中开胸的不同在于手术入路变化对肺功能的暂时影响，有可能影响氧气供应。手术过程中右肺暂时萎陷，只有左肺通气工作。“虽然是单肺通气，但是我们手术台上氧气浓度可以达到100%，相当于日常氧气浓度的5倍，宝宝怎么会缺氧？”
“很多人不太清楚，正中开胸做手术进去以后还要拐一道弯，右侧从直线进入，更清楚、更直接、更快捷。正中要把骨头锯断，出很多血，测开胸只要从两根肋骨中间进去。”
现在杨学勇做侧开胸手术3-5分钟就能到达心脏手术部位，而正中开胸则需要20分钟左右，“我觉得侧开胸又快又好，只是需要掌握技术。”
他做的右侧腋下小切口手术中，体重最小的宝宝约3.5KG，年龄最小的刚刚满月。
一位先心病宝贝找不到专家做侧切手术，家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杨学勇做手术。杨学勇很肯定的说：“能。”术后，她留言道：“女儿的手术很成功，术后恢复得也相当好，之前一顿喝60毫升奶要半个小时，喂养非常困难，术后一顿几分钟就可以喝120毫升，眼见着在长肉。术前术后差距太大，很庆幸遇到杨主任。”
安贞医院是杨学勇技术成熟的地方，而追随刘迎龙教授到北京京都儿童医院执业后，很多疑难复杂的先心病患者也跟着刘迎龙教授和他而去，手术挑战性极高。
“像北京大三甲医院95%的手术都是房缺、室缺、动脉导管未闭这类简单的先心病病；北京京都儿童医院70%是疑难手术，很多是二次、多次手术。”
一次手术、二次手术的难度差异在哪里？杨学勇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第一次手术相当于有了图纸后，在空地上盖这个房子，新砖新水泥；第二次相当于房子不太合适，拆了重盖，只有旧砖头旧水泥，旧墙中的神经不能刨断，“老费劲了”。
不过，与曾经体制内工作经历相比，杨学勇认为在民营医院做手术相当于包产到户，长于精耕细作。“我们科室的麻醉医生是安贞医院原小儿麻醉主任欧阳川教授，护士长是原八一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高海涛，每次手术的组合都是最优解。”
如果技术没有人文的加持，它就是冷冰冰的。如同医院的手术刀是冷的，但是握住这把刀的杨学勇的手有种温热的力量。
早在2018年，就有一位三尖瓣下移的家属表扬道“杨学勇主任，是安贞小儿先心病病友评价最高的医生，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人又热心，态度十分好，对病人更是体贴入微。”
京都心胸外科咨询群里，很多杨学勇救治过的患者家属成为最积极的宣传员，“杨医生我接触过，简直没有一点架子，有耐心又温柔。带着孩子在漫漫求医路上，能遇上这样的好医护真的是好暖心的。”
就像一位家属说的，“技术过关的情况下，谁不想有多一点温情呢。”多出的一点温情也是杨学勇加入京都的原因。
做完手术3天的宝宝拿着玩具车在北京京都儿童医院的走廊里玩耍。“正常走，不可以跑哦。”妈妈拉着他，细心叮嘱。
“你看，孩子对医院没有畏惧。”杨学勇笑着说，这是他最希望在医院看到的场景。
大多数孩子不止一次到过医院，因为打针输液等对医护人员极其恐惧，为了消除孩子的恐惧心理，杨学勇及其团队会把小孩平时喜欢吃的零食、玩具给孩子，消除小患儿和医护人员的距离。
以前他经常看到孩子们一到医院就哇哇大哭，不愿意进门。“因为治疗过程中，孩子对医院产生极其恶劣的印象。医院只能保证治疗身体疾病，很难做到护理孩子的心理。”
受到疫情影响，很多医院在先心病患儿住院治疗时禁止家长陪护。“这么小的孩子在1岁就被迫离开父母，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心脏病，最大的痛苦来自离开亲人。”
孩子从送进手术室一直到出院都见不到父母，术后很久都没办法睡个好觉。这类创伤对他们将来有什么影响？杨学勇想对此做一些研究，他认为禁止陪护完全没有道理，但在许多医院这类制度很难改变。
京都儿童医院的患儿手术后，一级监护室由医护人员专管，宝宝转到二级监护室后家长就可以陪护。“家长陪护显然比护工更尽心尽力，也能消除孩子的紧张和恐惧。”
杨学勇深知，再好的医疗技术、再小的手术切口对孩子都是一场风暴。而他的目标是让孩子们在出院前达到和入院前一样自如的状态。“这相当于孩子跌倒后，我们让他在这个地方重新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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