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人，做好医生，这是我们的家训。”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儿部部长、妇产科主任、廖秦平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如此说到。
今天（8月19日），是第五个“中国医师节”。廖秦平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家三代从医的故事。她们既是母女，又是师生，她们是跨越世纪、三代接力的妇产科医生。
三代人中，姥姥秦济生是建国初期的支边医生，她举家扎根内蒙古30年，在缺医少药的年代，顶着狂风去给农牧民老乡接生。妈妈廖秦平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她深耕妇科肿瘤、妇科感染等领域，为恶性肿瘤患者带来新生。“80后”的孙女吕涛已行走在“健康中国”的时代命题下，她专研妇科肿瘤预防、早筛及盆底功能障碍，以期女性健康质量得到提升。
“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这句行业里流传的顺口溜，并没有动摇三代的理想信念与人生追求。在70余年的历史跨度中，祖孙三人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原北京医学院），至今，已有两人荣获了妇产科界最高荣誉——“林巧稚杯”奖。
在大草原，妈妈坐着勒勒车去给牧民接生
我妈妈告诉我们，“做好人，做好医生”，这是我们家的家训，一直在往下传。
我两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哥哥去了内蒙古。我爸爸当时在北京大学工作，正好赶上内蒙古大学筹建，要调集全国各学科骨干去支援，我爸爸作为生物系的骨干就被派去了内蒙古，他们这些人的家属也随着调到了内蒙古。
我妈妈秦济生是北京医学院毕业的，是积水潭医院建院的老人，当时本来已经下了两次调令，但她是建院骨干，医院不愿意放人。不过我妈妈的想法很淳朴，觉得“祖国需要，我们就去”，就带着我和哥哥去了内蒙古。
过去后，我妈妈落在内蒙古市立医院。一九五几年的内蒙古，是个很苦寒的地方，满地都是风沙，牧区缺医少药，所以生孩子经常死人，母婴死亡率都很高。那时医院经常派医生下乡医疗，要去牧区住很长时间。
我妈妈刚去没多久就派她下乡，单位问，你有什么困难吗？我妈妈就提了一条，“我没有衣服”。那里实在太冷了。后来科室里就借给她一件羊皮袄，毛朝外翻的那种，她就裹着这件皮袄开始下乡。
有一次，她下乡走了半年多，回来一推门，我就问，“阿姨，你找谁？”那时候我还很小，已经不认得她了。
我小时候就特别盼望我妈妈值夜班，这样她值完夜班后，我白天就能多见到她一会儿。我根本不知道医生上夜班有多辛苦，还经常冒傻话，“妈妈，你要是天天值夜班就好啦！”我就是想让她多陪我一会儿。
那时候老乡的生活特别苦，女同志来月经都是拿羊毛、驼毛垫一垫。那生孩子怎么办呢？就把沙子炒一炒，算是消毒，就铺在炕上。有一次我妈刚接生完，小孩儿就滚了一身沙子，她就说“这孩子就叫沙沙吧”，后来就真起名叫莎莎。
有时半夜也会有人敲门，“秦医生，家里快生了”。我妈就赶紧爬起来上老乡的勒勒车，赶去接生。
那时候“接生”就像“救命”，所以大家特别感激我妈妈。那时候老乡都很穷，牧民想表达感谢，就把家里的奶豆腐、炒米拿来送你，我妈妈从来不要，他们在医院送不到，就悄悄跟着你回家，一定要送给你。我都看见几回，我妈妈跟他们推啊、让啊，跟“打架”似的，一直到把病人送走。
我妈还跟我说，“哎呀，这‘打架’比上手术还累。”
她们那代人的思想很纯洁，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为病人服务是应该，我就不能接受这些东西。那一代人，真的是完全奉献的一代人。
人生最重要的选择，是留学后回国
我们一家三代人都成长在不同的时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感。
我妈妈是建国后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那时候国家的底子很差，百废待兴，所以他们这代人做的是给国家医疗卫生系统打基础的工作，什么事都很困难。那时候妇产科最需要的，就是保证女性生孩子不死人、保证婴儿在分娩过程中不受伤。
到了我们这代人，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当时国家经济社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跟国外的医疗水平越拉越近。这时的妇产科，早期的难产、大出血、风湿性心脏病、肝炎这些都会相对减少，但是高血压、肥胖这些慢性病、“城市病”开始增多，肿瘤发病率也开始提升，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妇科肿瘤。
到了我女儿吕涛，她除了研究妇科肿瘤，还研究盆底功能障碍，比如脱垂等疾病，这些疾病的治疗，可以改善女性的生活质量，这也反映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其实我们一家三代都是从国家、社会的需求出发做出了选择。
在我的人生中，也曾经历过一次重大选择。
1994年1月到1996年7月间，我曾在美国德州大学加尔维斯敦（GALVESTON）的一个医学中心做博士后。当时面临的人生选择就是，回不回国？
其实美国的生活特别安逸，我也过得惯，每天按时上下班，到家就能放松。当时我的签证是可以留下来的，我的同学们也劝我留在美国，因为那时国内和美国的待遇差别实在太大了。当时我们大学班级里，有2/3的同学都留在了国外。
我也曾做了很多思想斗争。我在那里是做基础研究的，但我确实喜欢临床，实验室的同事们都知道我喜欢动刀子、做手术，做实验时要给动物做手术，他们都记得喊我上。
最后，我还是跟当时的“老板”说，“我要走了，我还是喜欢当医生”。
后来，我当时的“老板”还来过中国两次，他感叹“中国的发展真快”，“中国这么大啊”。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当时的选择一点都不遗憾，就跟我妈妈当年的感觉一样：学了这么多年医，怎么说也要服务我们的国家。
到了我女儿，也有支边的经历。
2016年，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接到援藏任务，我女儿吕涛就报名去了，这是她成长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她现在还很怀念那段西藏的经历。
那时候她几乎隔几天就会来个电话，跟我探讨手术问题。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她来电话说，一位病人有个很大的子宫肌瘤，前一波医生手术没做下来，现在病人来了想手术，问我怎么办。
我跟她讲，这样的手术适应症现在不太合适做，因为这个病人产后时间很短，最好是产后恢复时间长一点，到半年左右，肌瘤也小一点，我们再做比较保险。可她跟我说，妈妈你不知道，这个地方的牧民可可怜了，他们来看病可能是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机会，他们是从山南带着全家老小一块来的。
那一次，我就觉得她成熟了，不仅是“看病”，还能主动为病人着想。
当时我们对点支援的是拉萨市人民医院，吕涛挂职当地医院的妇科副主任。她刚去的时候，还只是个主治医师，一个“小家伙儿”，没人太把她当回事。结果她到了以后，带队开展了医院的第一台腹腔镜手术、第一台宫腔镜手术、第一台盆底手术……大家的称呼，慢慢就从吕大夫变成了吕主任。
有时候我也在想，现在这一代孩子们，对中国的农村基层已经不太了解了，他们都是蜜罐里泡大的，中国的农民、牧民都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其实不太懂。所以吕涛下乡回来后，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什么都不操心，现在她成了那个拿主意的人。
其实当初我是没想让女儿学妇产科的。从母亲的角度考虑，这个专业很累，一辈子忙忙碌碌，还不一定能像别的科室，干出特别耀眼的成绩来。
吕涛是2001年入学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她是北医第一届8年制的硕博连读医学生，到第6年开始选导师。我当时已经悄悄给她找了一个我认为比较“轻省”的科室，也跟主任说好，“我就把女儿放你这了”。
但是吕涛说她不想去，她还是想去妇产科。她说“我喜欢妇产科这个氛围，我喜欢钻研业务。”
她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我妈妈当年就跟我说，“要做个好医生，要精益求精，在业务上孜孜不倦地追求。”我觉得我做到了，现在我女儿也想去钻研她的业务了。
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好太多了，有各种项目、基金可以申请，上网就能搜索到最新的医学资料，我们那时候借一本专业书，都要跑去很远的图书馆。
医学是一辈子学习的行业，希望年轻人们有韧劲，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