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阿拉伯文化盛行，一群中医师却在这里扎根。其中一位中医师，更是凭借针灸，成为王室的“宫廷太医”。
洛杉矶，加州的天使之城，好莱坞名流聚集。一条街道上，却聚集着20多家中医馆，不同肤色的人走进诊所，向年轻的中医夫妇，倾诉自己的病痛。
德国，32年前，中德合作在魁茨汀建立了第一家中医医院。目前有官方认证的注册针灸师数量已超过6万，有大约10%的德国人使用过针灸治疗。
上海电视台与上海市卫健委合作推出的纪录片《中医・世界》指出，截至2019年，海外约有8万多家中医诊所，数十万中医从业人员，为不同肤色的民众提供中医药服务。
在海外的中医师们究竟怎样工作，如何生活？「最人物」找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几位中医师，听他们讲述自己，在海外行医的故事。
“我在迪拜，给皇室看病”
这几乎是过去14年，他在迪拜做中医的日常。
没有外出就诊需求时，他会从上午9点，工作到晚上7点，平均每天接待约15名患者。接受「最人物」采访的这天，沙沫接诊了足足20名患者。
他们大多40岁左右，因身体各种病痛前来就诊。沙沫的专长是针灸，针对不同疾病，也会搭配中药、拔罐、艾灸等多种传统中医术来施诊。
很多患者看了一段时间西医，发现病症没有好转，就会到沙沫这里来试试。
来沙沫所在医院就诊的华人较少，欧洲人、美国人和印度人居多。与外界想象不同，他的科室中，连迪拜人都很少。
这与当地文化有关。针灸需要裸露皮肤进行穿刺，这和当地人，尤其是当地女性一贯的文化观念相悖。
有趣的是，在医院的其他科室，与沙沫交好的西医大夫，身体不适时，也会到沙沫这里“串门”，找他看看自己身上的毛病。
过去的14年，在迪拜，沙沫遇到的寻求中医治疗的患者，大多患有各种难治愈的慢性疾病。
其中以不明原因的疼痛为主，精神类疾病也比较多，不孕不育患者占相当一部分。
不孕不育属于相对特殊的一种疾病。患者就诊时，沙沫会仔细查看对方的脉象和舌苔，来判断对方不孕的原因。
确定病因后，沙沫开始根据个体情况，选择足三阴经的穴位进行施针，调整经络平衡，改善体内气血，逐步恢复生殖功能，其中对穴位的选择最显医生的“功夫”。
怀孕不是不孕不育治疗的终点，预防流产，孕期内可能出现的便秘、腰痛、水肿，产后抑郁等等，都在针灸的治疗范围内。
沙沫提到，疫情期间，一位不孕不育的患者完整接受治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对医者和患者的双重考验。
海外看诊难度颇大。因地域和生长环境不同，有的患者会出现比较少见的症状。
如果在国内，他有许多前辈可以请教，但在迪拜，沙沫只能孤军奋战。学习和积累是每个医生的终身任务。
在治疗过的病人里，有一位让沙沫印象深刻。那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健身教练，曾多次登上著名健身杂志封面。
他体格健壮，却长时间饱受严重焦虑和失眠的影响，过去的5年，他会定期来找沙沫治疗。
在沙沫的诊所长期治疗的西班牙籍健身教练
多年努力和行医，沙沫在当地积攒下名声，许多患者慕名而来。其中，也包括酋长皇室的成员。
第一位接受沙沫治疗的皇室成员，是位白俄罗斯籍的王子妃，沙沫只身进入守卫森严的王妃宫殿开始看诊。
最近的王室成员来看的病大多是失眠和焦虑，即使是贵族也有属于他们的烦恼。
给贵族行医的经历慢慢丰富起来以后，沙沫逐渐有了一种当“宫廷太医”的感觉。
在2021年10月的迪拜世博会上，沙沫有幸被邀请为中阿文化交流日的嘉宾。
当日沙沫身穿红色唐装，向与会者讲解中医的历史和原理，并为台下的两位志愿者现场试了针。
以医术为桥梁，在异域做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这成为了沙沫内心归属感的来源。
出生于四川广安的沙沫，2001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由于家庭拮据，无法负担在京的生活成本，他不得不放弃深造，踏入社会。
毕业时，恰逢一家阿联酋的中医诊所，来学校招聘，英文不错的沙沫报名后，顺利通过面试，开启了自己的“酋漂”之旅。
2001年时，迪拜棕榈岛刚刚开工，著名的帆船酒店也才建成两年有余，旅游业刚刚起步，远远没到如今的一派繁华景象。
相比之下阿布扎比是更好的选择。这里人口众多，因石油或其他业务而来的外国人，也常聚集于此。
沙沫工作的中医馆，有三位老中医，他们从国内医院退休后，被返聘来阿联酋。
因为老中医们听不懂英语，沙沫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兼职做一些医疗助理的任务。
在阿联酋，工作未满三年，不能考取行医执照，沙沫足足学习了3年，做遍了医院的杂活，才熬完资历。
他就住在医院里，与几位医生助手轮流做饭。他喜欢吃油麦菜、空心菜，这一类蔬菜在阿联酋却完全找不到。
三年合同之后，他受朋友邀请，来到迪拜发展。当时迪拜的华人数量远超阿布扎比，且城市发展速度超乎想象。
迪拜河岸，15年前沙沫曾在此夜宿
2006年，沙沫第一次站在了迪拜的土地上。
没有行医执照的他，还是只能再做助理，而此时，外贸、旅游等行业在迪拜快速发展。他了解到中医每月800美金的收入，实在太少了。
那些年，在迪拜，他做过导游，给不同国家尤其是中国人，介绍当地特色和景点。也做过翻译，帮助在阿联酋设有分公司的中国企业。甚至司机，迫于生计他也做过。
在异乡，他体验了人生百态。
一次导游经历，又将沙沫拽回了中医行业。他从一位华人朋友处得知，来到迪拜的华人越来越多，但正规的华人诊所和合法医生都非常少，一些没有资质的江湖游医也常闹出医疗事故。
沙沫不希望中医被污名化，也看好中医在当地的发展，2008年，他考取了行医执照，正式扎根在迪拜，成为了一名中医。
过去的近20年，沙沫一直在观察中医在阿联酋的发展。
记得2001年刚到阿联酋时，整个国家具有行医资质的针灸师只有个位数，而到如今已有中国籍针灸师30多位，其他国家的针灸师9位。
其中沙沫认识来自德国和韩国的针灸师，他们都曾在国内的中医院大学进修，然后回到阿联酋考取执照开始行医。
十几年间他所在中医科接收的病人持续增长，他与很多当地人也成为了朋友。
有些迪拜人知道他喜欢茶叶，有时就诊后会给沙沫带来新鲜的好茶，而沙沫也就用免费针灸作为回报。
后来沙沫了解到，沙迦有一位阿联酋富豪家庭出身的中医SALIM AL MAHMOUD，曾经做过阿联酋的卫生部部长助理。
这个阿联酋富二代在1974年陪父亲到中国看病时，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索性就在南京学习中医。1976年回到沙迦开办了当地的第一家针灸诊所，一直工作到近年去世。
沙沫很可惜没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前来拜访，之后沙沫多次与他的长子进行了面谈，搜集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而这些资料，或许也是中医在阿联酋的一个“无声而有力的广告”。
沙沫曾在2016年接受迪拜MBC电视台的邀请，面向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观众，做了一期介绍中医和针灸的直播节目。
渐渐的，类似的媒体节目或线下活动越来越多，这进一步提高了中医在迪拜，乃至于整个阿联酋的知名度。
当地人对中医的信赖程度，从沙沫每天的接诊数量可见一斑。
一方面是迪拜人对中医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中医对迪拜人的适应，“因地制宜的原则永远适用”。
迪拜富裕程度比较高，普遍营养丰富且劳动匮乏，肥胖和三高的情况比较严重；
迪拜具有大量的外籍人口，这些人长期远离故土，无法很好融入当地的宗教习俗和社会环境，再加上工作生活压力，很容易引发心理问题；
阿联酋属于热带海洋气候，天气炎热，室内空调过度使用的情况很常见，这导致了肌肉关节疼痛极易发生。
掌握了这些特点，沙沫有意识地会为这些疾病多下一点功夫。中医“本土化”的思路也提高了迪拜患者对中医的认可。
新冠肆虐全球，在阿联酋也时常有病人因罹患新冠来求医。受防疫措施限制，新冠患者不能到诊所内就诊，沙沫就通过网诊的方式，为一些轻度和中度的新冠患者看病。
沙沫应用的是张仲景《伤寒论》记载的大青龙汤，再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调整药方，患者拿到方子后到指定的药房抓药煎制。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医在阿联酋的发展还是受到了一些限制。
据沙沫走访调查，他发现当地医保没有纳入中医或针灸项目，完全自费。诊所内也不允许销售草药或中成药，中药产品在阿的注册难度很大。
此外治疗项目有限，中医在阿联酋目前只能使用针灸、艾灸、拔罐，这些比较传统的治疗手段，像小针刀、埋线等方法，还没有得到许可。
相比于迪拜，中医在洛杉矶的成熟度更高一些。
今年30岁的艾伦，在洛杉矶开了一家中医馆，方圆一公里内，中医诊所超过20家。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1月，全美已经有3.8万名注册针灸师，在美国中医行业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中医在当地流行的重要原因，来自于医保系统的支持。
艾伦曾经对加州的医保做了一番研究，他发现许多美国的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都涵盖了针灸医疗服务。
在当地居民使用的低收入保险卡中，也包含每月两次约15分钟的免费针灸。
这些举措，客观上为推广中医提供了便利条件。
和沙沫在迪拜的患者相比，艾伦在洛杉矶的患者患有的疾病基本比较接近，主要是精神情志类疾病、不明原因的疼痛、妇科和不孕不育相关，以及耳鸣鼻炎之类的杂症。
选择在美国开设中医馆，艾伦的经历颇为“偶然”。他原本在美国读金融学，回国后健身成为网红，但长期高强度健身，给身体造成了巨大损伤。
在运动康复和正骨治疗中，艾伦对中医萌生兴趣。后来，他发现美国有许多高校在招收中医硕士，于是来到美国学习。
“在国内，医学教育体系比较严格，半路出家非常艰难。而在洛杉矶高校的中医专业，即便本科毕业与医学无关，也可以从零学起。”
颇为有趣的数据是，据艾伦的妻子之前工作所在的中医诊所，看病的患者80%是白人，还有15%左右的墨西哥人和南美人，其余只有不到5%是亚洲人和黑人。
行医近1年，艾伦对中医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美国，他遇到过一位患有牛皮血癣的十几岁小姑娘。他认为这种病不能只聚焦于皮肤，要追求身体内里的问题。前后忙了一个多月，最终将女孩治愈。
这件事情，让艾伦对中医有了新的看法。
中医本身具有“一人一方”的原则，医生需要根据每个人身体条件的差异，采用不同的诊疗手段。
即使有些病人的症状接近，其患病的原因也可能不同，这就要求医师要循序渐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目前，中国的医疗环境难以满足“一人一方”，更多时候是“百人一方”“千人一方”，这样疗效就会变差，也就加剧了人们对中医的误解。
现居德国汉诺威、行医5年的中医师韦兰提到，早在上世纪50年代，德国就成立了德国针灸中医学会（AGTCM），中医在德的传播已经开展了几十年。
韦兰在行医过程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体会是，无论是当地的民众，还是西医大夫，他们不会把中医放在对立面看待，会当作是对整个医疗系统的加强。
韦兰的同事常常因为镇痛、慢性病的问题，来与她反复讨论。
但另外一面是，在德国看中医的费用比较昂贵，单次针灸费用往往在70欧元以上。所以来看中医的人，家庭条件都不错。
但中医也并不都在海外获得了支持，目前居住在日本大阪的中医林华认为，中医在日本的发展受到了相当限制。
林华来到日本已经十年，目前是日本一所高校的生理学讲师，同时也在大学附属的医院里做针灸医师，每天通过预约来的病人大概10位。
目前，针灸作为替代疗法被大众接受，全德有超过六万名注册的中医治疗师。
由于在医院的工作相对轻松，林华更多的精力也放在了教学中。
他觉得日本并不像美国或者澳大利亚那样是一个移民国家，而是一个单一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更多时候都能感觉到“排外”。
在大阪，针灸医生没有处方权，而且医保也仅对肩周炎、颈椎病、风湿病、腰损、面瘫五类疾病进行覆盖，想使用医保必须有西医大夫的转诊同意，否则全部为自费。
以林华的个人经验，当地的西医大夫往往不愿意将患者转诊至针灸科，除非提前和他们搞好关系。
总之，中医在海外仍然处于“不停生长”的状态，这些不同国家的中医师们，正面临不同的患者、境遇和机会，也在不断接受方方面面的挑战。
对于未来，沙沫也有自己的考量。他和妻子在迪拜相遇并结婚生子，但沙沫更倾向让孩子们接受中式教育，妻子就带着孩子们回到成都定居，他独自在迪拜工作。
疫情之前，沙沫每年都会多次往返于中阿之间。孩子们寒暑假时，全家也会在迪拜团圆。
疫情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规律性的生活，回国的时间成本和安全成本不断变高，2021年全年，沙沫始终没有找到回家看看的机会。
沙沫开始想，是不是到了回到故乡行医的时候了。
那片土地，不仅是沙沫的故乡，也是中医的故乡。
3、《中医“走俏”德国：每120个居民就拥有一个针灸师或中医医师》，红星新闻，2019-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