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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了上百万的会诊系统,医生还是在用微信看 CT

    打开微信,一张张手拍的模模糊糊的影像报告发送过来,「医生,麻烦看看这个报告......」这样的场景,对医生来说想必不陌生。这时,医生只能无奈地放大图片、尽力看清病灶。

    实际上,这样的微信问诊不仅仅存在于患者与医生之间,在医生群体内也时有发生,尤其在跨医院的「远程会诊」时。许多医院都花费几十万、动辄上百万的资金,采购了远程会诊系统。

    从制度上来看,院内会诊有 HIS 系统可参考,院际间也有远程会诊系统,可实际上真的如此丝滑吗?有医生告诉我们,并不是。

    远程会诊,顾名思义,通过通信、互联网手段,在最短时间实现跨地区医疗,达到远距离明确诊断和提供治疗方案的目的。

    数十年来,远程会诊一直在探索发展,近年的新冠疫情更是推动了远程医疗、互联网医疗的发展。

    但实际上,远程会诊系统的利用率并不高,一些医生向丁香园表示,系统使用起来比较麻烦,需要提前申请。如果遇到疑难病例、紧急情况,也更加来不及。所以医生们大多会选择动用私人资源,在微信上请熟识的专家会诊,也就是常见的微信会诊。

    及时的救治,和泄露的隐私

    但问题也会随之而来,首先就是患者的隐私问题。

    广东某妇产医院盆底专科医生白露(化名)告诉丁香园,有时下级医生无法判断的病例,就会通过微信发送给她,请她会诊。

    白露医生所在的盆底专科室比较特殊,会收治较多脱垂的病人。即使对妇科医生来说,这个疾病也并不普遍,更不用说资历尚浅的年轻医生。科室内就曾经发生过,一位病人手术前,年轻医生发现病人的宫颈掉到外面,上面有一片溃疡面。

    年轻医生拿不准、又担心延误患者病情;当时恰好科室主任又比较忙,无法过来亲自查体。无奈之下,年轻医生就拍下来患处照片发给主任询问。主任看过后,告诉她这是比较典型的溃疡,术前消毒坐浴,局部激素治疗即可。

    「对患者来说,得到了即时的救治,但妇科的照片过于隐私了,患者被救治的权益和隐私权似乎在这时无法兼顾。」

    另外,同科室内的微信会诊相对快捷,主任可以及时回答下级医生问题。但如果是跨院际的微信会诊,则需要增添一层和外院专家的私人关系,有了些许不确定性。

    来自浙江某三甲医院的医生刘宁(化名)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她曾遇到一个三十几岁的男性病人,病人有几年的头疼史,每次发病五六分钟。根据 CT 影像,科室内医生们怀疑是脑寄生虫病,又联合放射科会诊,但始终无法确诊。

    尽管上海专家可以通过电脑系统、或扫码等当时查看患者的影像报告,但一方面专家可能不方便,另一方面,问诊方也不便对单纯帮忙的专家做额外要求。

    不仅是影像报告输送可能不清晰,没有完善的远程会诊系统支持,病人和外院专家不能亲自对话,也可能会造成误诊的增多。

    来自西北某基层医院的儿科医生林宇(化名)说,当地曾发生一起幼儿园食物中毒事件,许多小朋友自述「肚子疼」,但无法说清是哪里疼,何时疼。

    在没有远程会诊系统支持下,外院专家只能听到当地医生口述小朋友情况,无法判断病症,最终上级医院的专家还是亲自到了当地,给孩子们救治。毕竟疾病千变万化,「肚子疼」可能代表了很多不确定的信息。

    除了病症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微信会诊也会有因汇报人员的不同产生不确定性。

    盆底专科的白露医生就和丁香园提到,微信会诊很大程度上会依赖于下级医生的水平,在资历尚浅的进修医师、规培医师身上会尤其明显。「教学医院的通病吧,流水的兵。通常三个月左右他们都会完全换一批人,因此对专科疾病的了解是很有限的。」

    年轻医生水平的参差不齐,导致查体获取的信息也极为不同。白露医生说,时常有年轻医生只发来一张 B 超,问她病人该怎么处理。白医生进一步询问病人小便怎么样(脱垂的病人常合并小便异常),对方回答:「没有异常。」

    但如果她继续问:病人是脱垂掉出来时排尿困难吗?脱垂之前是否有过尿失禁?年轻医生才会说,「那我没问这些。」

    根据院内的制度规则,上级医生可能根据下级医生的远程汇报,制定治疗方案。如果白露医生相信了「没有异常」来制定方案,就存在风险。所以这样的病人,白露会重新去查体看一遍。

    而以上绝大多数例子,都发生在较发达的省市地区。在医疗资源并不平均的情况下,更多的基层医院遇到疑难病例,既没有规范的远程会诊系统和制度,也没有专家的私交,他们只能直接转诊,有时甚至还会出现误诊情况。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学者,曾针对远程会诊提出构想,「基层医院的患者可以异地佩戴,数据实时传输,让专家医院远程判读,患者本地打印报告。」解决下级医院无法确诊的问题。

    数据调查显示,其实即使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远程会诊系统的普及度也并不高。

    2021 年,《北京市医院区域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现状分析》抽取北京 232 家二级以上医院作为样本进行相关调查,三级医院远程会诊诊断系统建设率为 61.7%;二级医院仅为 14.3%。而远程影像系统、远程病理就应用地更是少之又少。

    问卷调查还随机抽取了 45 个已安装远程会诊系统的医院,发现其中有 12 个医院一次都没使用过。

    来自华中地区三甲医院的内分泌医生陈静蕾(化名)告诉丁香园,医院里一般只有副高级别才有资格参加远程会诊,自己作为主治医生,还未参加过,「其实,医院内有没有安装远程系统,我都不清楚。」

    浙江某三甲医院的刘宁医生所在的医院是有远程系统的,但是申请过程略麻烦。她告诉丁香园,「要先找办事处的人签单子后,需要规培医生、主治医生、组长等人一起去。」由于大部分医生不清楚流程,普遍还是会选择微信会诊。

    真实环境里的医生会诊习惯,似乎在告诉我们,即便制度已经存在,但规范化的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