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社会公开发布2022年“最美医生”先进事迹，中宣部副部长孙业礼、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在京会见了2022年“最美医生”代表，并向代表们颁发证书。
今年，中国医师节迎来第五个年头。5年间，医师群体以舍生忘死、无私奉献、敢于担当、护佑生命的行动，展示了最美的样子，赢得了全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广泛赞誉。5年间，医师群体更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以相同的大爱和责任心守护人民健康，诠释了“最美”的丰富内涵。今年，又有10位医师和1个医师团队为“最美医师”做注解，让这个伟大而高尚的职业更加闪亮。
“医生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部分，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为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对于今年中国医师节的主题“‘医’心向党、踔厉奋进”，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丁仁彧是这样理解的。在过去16年的医路中，他就是这样践行的。
2006年刚开始从事重症医学工作时，丁仁彧也有过迷茫和彷徨。但在见证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从凋零走向新生后，他逐渐坚定了自己的职业信念：“每一个通过救治活下来的病人，都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随着科研工作的深入、临床经验的丰富，丁仁彧多次担当抢救奇兵，出现在病人最需要的地方。从组建重症监护病房应对甲流到救治H7N9禽流感重患，从鞍钢爆炸救援到抚顺清原洪水救援，哪里有需要，他就义无反顾地出现在哪里。
2017年5月，丁仁彧作为辽宁第二批援疆医疗队队员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在一年的援疆工作中，他带领团队救治了800余名重症病人，并为当地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重症医疗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丁仁彧请缨担任辽宁援鄂重症医疗队队长，带领150名来自全省重症医学专业的医护人员奔赴武汉市，接管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的三、四病区。在最艰难的那段日子，丁仁彧全天候随叫随到，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就像打仗一样，病房的改造、病人的救治、医疗人员的管理、后勤物资的保障，方方面面都要有条不紊地推进”。此后，作为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专家，他先后奔赴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满洲里市和辽宁省葫芦岛市等地，指导新冠肺炎重症病人救治。
回顾近几年的医路历程，丁仁彧感慨良多：“疫情期间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付出，老百姓都看在眼里。医师节的广泛宣传，也让大家对医师群体有了更多了解。”在他看来，中国医师节的设立既是党和政府对医生群体的关心，更是一种激励。“我们要站在病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即使工作压力大，也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状态，和病人保持良好的沟通。”丁仁彧说。
由于重症监护病房的特殊性，病人家属无法陪护在病人身边，只能将病人完全托付给医生。“这真的是一份信任，为了不辜负这份信任，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丁仁彧认为，好医生不仅要医术精湛，更应该医德高尚。在多年医教研工作中，丁仁彧始终提醒自己，要把全部精力放在为病人服务上，让病人受益，让病人满意。
“作为一名医生，我的初心和使命就是救死扶伤。”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马文义用真诚而又平实的语言讲述自己对“最美医生”的理解。对于获此殊荣，他认为那是自己的幸运，因为他一直以来所做的，“正是自身的本职工作”。
马文义一毕业就来到了平均海拔3700米、自然条件艰苦的青南牧区泽库县。回忆起刚来泽库县行医的感受，马文义用“落差真的很大”来形容，因为当时当地的医疗设备条件根本无法满足牧民群众看病的需求。
马文义没有退缩，而是用自身所学尽可能为群众治疗病痛、排忧解难。泽库县居民以藏族为主，从未接触过藏语的马文义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不通。为了更好地了解群众的病情及相关生活习惯，马文义买了书，认真学习藏语。通过与同事之间的交流和积累，马文义慢慢打破语言障碍，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也融入了牧民群众。正如学习藏语一样，因为热爱，马文义克服了生活工作中的种种困难，从一个个病人看起，从一台台手术做起，坚持做好做精本职工作。
马文义工作在医院，也住在医院。每天起床后，除了交班、查房、门诊、手术等工作外，作为院长的他还要承担运行管理工作。在基层边远地区从医，没有明确的坐诊时间、手术排期和专科医生，一切都要适应群众的看病需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门诊、手术齐上阵，做完手术接着看门诊。”马文义说，“作为基层医生，我们的职责就是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实际问题是，病人的救治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而医院的人手有限，做不到每时每刻都能专科治专病。“不能以我是普外科医生为借口，妇产科或其他科室的问题就不解决了。”马文义不愿将有看病需求的群众拒之门外，他自学妇科、儿科、骨科等各科核心基础知识，做好应急救治准备。为了治病救人，他经常凌晨两三点钟还在手术台上。“有时候真的很累，但如果漫不经心就可能导致病情恶化，给病人和家属带来痛苦。每每想到这些，坐也坐不住。”马文义说，病人需要的时候，自己从不敢有丝毫懈怠。
面对复杂的医学难题束手无策时，马文义也想过放弃，但每当看到病人痊愈后的笑容，他又会重新焕发活力。甜苦交织中，马文义走过了27年。他不但坚持住了，还干得越来越好：27年间，他带领团队攻克多项技术难关，建立高危产妇中心和胸痛中心，填补了泽库县医疗卫生技术多项空白，并带领医院成功创建二甲医院……
如今，在国家的大力帮扶和支持下，在马文义和同事的努力下，泽库县人民医院拥有了先进的医疗设备，也逐步组建起一支多学科的医师队伍。“泽库草原培养造就了我，我对这片草原有感恩之心。”马文义说，接下来，他将与日益壮大的团队一起，守在这片草原上，守护农牧群众的平安健康。
要跟著名中医妇科专家、国医大师、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妇科原主任许润三约采访，需要在他极其繁忙的诊疗工作中见缝插针。因为直到现在，无论工作日还是节假日，他都坚持每天出诊，有时甚至全天出诊。96岁的许润三对看病的热爱，让年轻医生自愧不如。
“不辛苦吗？”面对记者的提问，满头银发的许润三笑眯眯地说：“还能为病人治病，社会还需要我，我很幸福。”8月17日，2022年“最美医生”名单公布当天，难得的出诊间隙中，这位“最美医生”娓娓道来自己的“幸福源泉”。
最幸福的自然是出诊看病。每次门诊看十多名病人，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初诊要花半小时以上仔细问诊、研究治疗思路，复诊至少也要一刻钟。“每一名病人都要认真对待。”许润三说，自己辛苦点没关系，“病人的不易要体谅，医乃仁术，诊疗要有温度和人情味”。在他看来，女性生殖健康既影响家庭和睦，又关乎民族的未来，容不得半点轻视。为此，他不但坚持查房和出门诊，还坚持自己书写病历，在遣方用药时仔细斟酌。他开的处方总是价格低、药味少、疗效好，为的是用最经济的方式守护女性病人的健康。
看病的同时，许润三还承担着另一项幸福的工作——带教。“每次出诊都有五六个年轻医生跟我一起，有本院的，也有外院来进修的。”许润三跟学生、后辈们约定，出诊期间对于诊断和遣方用药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提出来。而每次诊疗后，他会常规性抽查提问，了解大家的学习情况和诊疗技能，督促学生们多读经典并定期上交学习心得。“中医的未来还要依靠年轻人，我希望他们能好好学习和传承。”许润三说。
当结束一天的出诊工作，回到家中，许润三会沉浸在自己的小幸福——读书中。“我没有别的业余爱好，不看电视、不看手机，在家就是看书。”熟悉许老的人都知道，读书是老人一生的爱好。而他阅读的内容，主要还是中医药。既有古代医理典籍，也不乏名医医案、经验方。许润三透露，自己看得最多的还是中医四大经典。从年轻到现在，反复看，不知看了多少遍。“温故而知新，每次看都有新收获。”他说。
“除此之外，我还愿意多了解党的政策，听党的话，按党的政策办事。”许润三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年少时的记忆中只有颠沛流离。“如今，能拥有这样的盛世，真得感谢我们的党。入党40多年，我当过党支部书记，也获得过优秀党员的荣誉。可我觉得，我做的只是最平凡普通的工作，谈不上先进，也不算感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继续治病救人。”许润三说。
近日，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落户中日友好医院。许润三兴奋地表示，这是党和国家对医院的信任，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医院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更好地把党和国家交付的任务完成好。我自己对中西医结合很感兴趣，很愿意也有信心把这项工作做好！”
今年的中国医师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外科教研室名誉主任、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孙宁继续在新疆度过。这已是他在那里度过的第二个医师节。“一年半里，我只在春节回了一次北京。”他说。
2020年年底，63岁的孙宁接到了一个新任务：远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担任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党委副书记、院长，建设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既然新疆的孩子需要我，我就去。”没有犹豫，孙宁收拾好行囊，带领着由医务处、财务处、信息中心、儿科研究所办公室、新院筹备办公室等多处室组成的北京儿童医院管理团队，马不停蹄地奔向2800多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市。
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已建院38年，近年来虽有较快发展，但离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目标仍有很大差距。从2021年2月23日到达新疆那天起，孙宁就和同事们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从医疗、财务、信息、设备采购、后勤基建等方面一点点做起，扎扎实实推进。基础建设方面，不到一个月，该院急救综合病房楼开工建设，当年11月12日顺利封顶；医疗管理方面，多学科诊疗、病案管理等制度强化落实；学科建设方面，以泌尿外科为抓手，通过手术带教、经验分享提升当地医生的业务水平。根据孙宁的建议，北京儿童医院每年派出有关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和专家赴新疆工作。同时，更多专家在北京为患儿远程会诊，两家医院之间的绿色转诊通道也已建立。孙宁还带队参加当地的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到基层推广儿科诊疗知识、技术，开展会诊、义诊。
时间在忙碌中匆匆流过。回首来路，孙宁惊喜地发现，能在新疆本地治好病的孩子多了，当地医护人员的自信心足了，家属脸上的笑容也更灿烂了。
“对医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获得病人认可、同行认可，他们的一个笑容、家属的一句感谢在我心里分量很重。”采访中，孙宁说，自己对于医者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己的老师。“刚毕业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医生。幸运的是，成长路上，我遇到了很多好老师，比如张金哲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小儿外科学专家）、黄澄如教授（儿科医学教育家、中国小儿泌尿外科创始人）。对于青年医生来说，这样的老师是一面镜子。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纯粹的医生应该有的样子。”
孙宁时常庆幸自己在北京儿童医院的平台上得到的塑造和锻炼。“没有北京儿童医院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既然医院培养了我，那么医院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当医院需要我的时候，我自然责无旁贷。”孙宁说。
从医近40年，孙宁还越来越感受到，“医生是帮助病人、保障健康的，和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一样，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如果能一直守住初心，医疗活动也就更纯粹了”。
“让医疗活动更纯粹”，是孙宁一直追求的，也是他一直践行着的。
距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已经两年半时间了，时至今日，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张静仍会不时忆起疫情初期奔波在救治一线的日子：“虽然十分艰难，但我们和病人互相理解、彼此关心，大家共同朝着一个目标奋勇前行，携手战胜疫情。”
疫情暴发时，张静已经当了16年感染科医生，参与过甲型H1N1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和禽流感等防治工作，对应对突发公卫事件不乏经验。“我是党员，有经验、有能力，也有信心完成任务。”张静做好了随时冲锋至抗疫前线的准备。
2020年1月28日，农历大年初四，张静在医院值班时接到紧急通知，要求立刻前往威海的定点收治医院支援抗疫。作为市级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她担任起威海市新冠肺炎病人救治组组长，负责全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救治工作。
最初的日子，为了解决发热病人集中就诊问题，张静带领团队在18个小时内完成了医院发热门诊的扩建工作。在最艰难的时候，张静和救治组的医护人员通过少吃饭、少喝水的方式尽可能减少防护物资的消耗。救治队伍中有很多来自其他学科的医生，对传染病的认识并不到位。为了避免前线医护人员感染，张静对救治组的所有医护人员进行培训，制定严密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当威海市出现第一例重症病例时，她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地研讨制订救治方案。抗疫战场的拓荒虽艰难，但病人的理解和关心让张静鼓足了劲：“当时很多病人会叮嘱我们保护好自己，不要靠近他们。这些话虽然朴素，但让我们很感动。”
不只是战“疫”，在日常工作岗位上，张静也在不断开荒。2010年，其所在的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只有发热和腹泻两个门诊。后来，医院提出重点打造感染性疾病科，张静一边投身于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一边努力把科室做大做强。2014年10月，感染性疾病科病房投入使用。
谈及今年被评为“最美医生”，张静表示既荣幸又意外：“我只是在本职岗位上做着自己该做的工作，这样一个称号更多代表着国家和人民对所有像我这样来自基层临床的医务工作者的肯定，而不仅仅是对我个人付出的认可。”
从业二十余年，大大小小的成就取得了不少，但张静仍然自认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她觉得自己始终在前行的路上。
“中国医师节的设立，鞭策和提醒我们秉持治病救人的初心，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张静说，医生面对的不是一个个疾病，而是一个个需要帮助的人，“不是机械地治疗疾病，要多跟病人交流，多考虑他们生活上的难处，为他们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措施，这才是真正的好医生”。
周行涛：给人光明 有光就有希望
联系采访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眼科主任医师周行涛并不顺利，记者几经周折终于将采访时间约到周日晚上9时30分。拨通电话时，周行涛依然在路上。“暑假小病人比较多，再加上疫情期间积压了不少病人，所以周末临时加了一些门诊和手术。”
周行涛基本上没有什么个人时间。门诊、手术、科研、会议、带教把他每天的时间填得很满，同事和病人眼中的他总是不停转场、行色匆匆。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成立“周行涛近视小分队”和“近视小飞侠”服务队，挤出时间带领科普志愿者做科普。
“医生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去帮助病人、关爱病人。好医生是鲜活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本，但内核是一样的。”说到医学的核心价值，周行涛认为是助人。他常把自己比喻成摆渡人：“人在疾病面前常常是无助的，要通过医学获得帮助。我们现在做的手术，只不过是帮人渡河——你要过一条河，我正好做了艄公，把你安全捎过去。”
作为眼科医生，周行涛“摆渡”的对象中，最多的是近视病人。对于近视，他30年孜孜不倦钻研防治手段，一直在提高近视病人视觉质量方面开拓创新：在国内率先开拓了“优化表层切削，准分子激光上皮下角膜磨镶术”技术，是中国第一例全飞秒激光手术者和第一例高度近视眼内镜手术者，帮助数以万计的近视病人成功脱镜。
但周行涛并不满足于“治已病”。在他看来，最好的治疗是预防。社区、学校、幼儿园、图书馆、网络平台等，都是可以利用的科普阵地。“从医院的大门里走出来，提早干预，帮助青少年主动预防近视，这样他们才能有更光明的未来。”
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周行涛主编科普书籍5部，发表近视防治科普文章280余篇，开展线上和线下科普讲座200余次。疫情期间，他带领“近视小飞侠”服务队开展的线上科普直播，为居家上网课的孩子们及其家长送去了最急需的近视防控指导。
周行涛说，我国近视防治面临巨大挑战，科普是必须做的，近视防控科普是最好的“眼药水”，任何新形式的健康教育模式都值得尝试。“科普不能一蹴而就，只有持之以恒地做科普，带动大家把知识转化成行动力，老百姓才能真正获益。”
第五个中国医师节前夕，周行涛说，医师节的设立让社会更好地认识到医生救死扶伤的崇高性，看到这个群体的付出，“医患关系需要医患双方共同维护”。
行医路上，周行涛愈发体会到公立医院医生更加需要奉献精神。“这种奉献精神，就是坚持生命至上。正是靠着这样的精神，大家才能凝聚到一起，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他说，“我们是给人光明的，有光就有希望。”
胡敏华：与艾为邻 点燃生命的光
“上午在门诊大厅见了一位特殊的A友……一个人孤独地坐了许久……我跟他单独沟通了一个多小时，他从戒备、不放心到慢慢释然”“学生小杰感染2年余……近一个小时的沟通让她释然不少”“病房的小徐上午做了血液透析……希望一切顺利”……江西省南昌市第九医院艾滋病治疗中心主任胡敏华近期在名为“与艾滋病为邻”的微博账号中写下这些内容。从2010年11月开通至今，这个账号记录下的抗艾故事还有很多。这些看似琐碎的记录，却被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艾滋病病人看作一种珍贵的疗愈。
2000年，在妇产科工作了12年的胡敏华被调到医院新成立的艾滋病治疗中心。那时，普通人会谈“艾”色变，就连医护人员也对艾滋病十分恐惧。“我们看到课本上的淋病、梅毒和尖锐湿疣都觉得特别可怕，更不要说艾滋病了。”胡敏华回忆道。
为了顺利开展救治工作，次年，胡敏华参加了艾滋病护理培训班。培训归来，她就开始陆续接诊艾滋病病人。“当时没有任何艾滋病临床服务经验，对我真是一项巨大挑战。”胡敏华坦言。
第一个病人，也是她最难忘的病人。“他有吸毒史。被家人送来时，他全身皮肤溃烂肿胀到穿不了衣服，毒瘾发作起来直接躺在地上，完全不配合治疗。”胡敏华介绍，起初年轻护士都不敢上前给病人做护理，胡敏华带头开展救治。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同事们的恐惧渐渐被打消了。
为了让病人积极接受治疗，胡敏华经常在病人清醒时和对方聊天，了解其内心的想法。渐渐地，病人不那么抵触了。这让胡敏华意识到，在服务艾滋病病人的过程中，和病人交朋友很重要。病人只有敞开心扉，真正认同医护人员的工作，才会配合治疗。
之后，胡敏华在工作中更加关注病人的一举一动，耐心倾听每位病人的心声，“只要一个眼神，就知道病人想要寻求帮助”。相处越多，胡敏华越发现，艾滋病病人面对的不仅是疾病问题，还有很多社会问题。被歧视、被误解、被排挤、被孤立，艾滋病病人成了边缘群体。为了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胡敏华当起了心理辅导员。一个人的力量还是微弱，于是她在2014年牵头组建了“温馨家园”抗艾志愿服务团队，组织志愿者开展心理咨询、健康指导，定期举办健康沙龙、生日会，不定期进行病人家庭访视、电话回访，让“温馨家园”成为了艾滋病病人的家。
此外，胡敏华开通了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回答、回应网友的问题和求助，接受过她心理疏导干预的艾滋病病人遍布全国各地。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来陪伴病人，胡敏华并不后悔：“当你被病人需要的时候，你的职业就会有光亮。”
具体到自己，高琪更愿意聊聊入行的初衷。“我插过队，知道农村的艰苦，也知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心酸。我看过很多疟疾病人躺在床上，麦子烂在田里，生活难以为继。”颇有画面感的描述背后，是高琪从事寄生虫病研究的心态转变、“日久生情”。
高琪从医学院毕业后便被分配到寄生虫病研究单位。起初，他并不喜欢研究寄生虫，是深沉的乡村情怀让他一步步从不喜欢到喜欢再到执着，到现在的退而不休，坚守在疟防一线。从疟疾流行、防控到消除阶段，高琪都未缺席。
高琪介绍，疟疾是最致命的蚊媒传染病，而蚊子作为传播疟疾的元凶，不可能被消灭完。在疟疾控制和消除阶段，必须从研究蚊子着手，阻断传染源。“只有深入一线与蚊子‘打交道’，才能获取一手资料。寻找需要的蚊子，是有效控制、消除疟疾最关键的一环。”高琪说，这一过程中，蚊媒密度是一项必须获取的重要监测指标，“这项指标就是指夜晚每人每小时被多少只蚊子叮咬，要拿到数据，必须以人为诱饵”。
于是，通宵在田间、牛棚等环境里露出胳膊和腿“喂”蚊、捕蚊，成了高琪和同事们的“常规操作”。这样的过程，既难忘又难熬。“环境很恶劣，除了田间捕蚊，还要凌晨五点去疟疾病人家里捕吸饱了血的蚊子。”每次出去捕蚊，过敏体质的高琪都带回一身的跳蚤和跳蚤咬的红肿包。在猪圈捕蚊，还让他练就了“半蹲半趴”的本领。“农村的猪圈很小、很矮，人在里面站不直也蹲不下，因为蹲下去就坐在了厚厚的猪粪上。”高琪说，不但如此，大家还要冒着患病的危险，因为在疟疾流行区受到感染是常有的事。
那一刻，高琪热泪盈眶。欣喜、欣慰之余，考虑到传染病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高琪认为要增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蚊子还在，传播条件还在，输入病例还有。巩固成果、防止输入再传播，我们任重道远。”70岁的高琪退而不休，担任世界卫生组织疟疾政策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消除疟疾专家组组长，重点研究我国消除疟疾后的防治策略，如科学划分再传播风险区、加强临床医生诊断能力、按需布局检测实验室、提升出境务工人员防疟意识等。疟疾是全球性传染病，本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高琪还持续承担着对来自近50个国家的几千名医生和疾控官员的相关培训工作。
“防治疟疾是我毕生唯一的工作。”一路走来，高琪决定择此一事，终此一生。
2022年“最美医生”、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回复记者白天的采访邀约时，已是第二天凌晨0时20分。“刚刚从病房出来，晚上抢救了两个病人，刚结束。”这时的管向东正在海南省三亚市，执行疫情救治国家专家组任务。这样的工作节奏，管向东早就习以为常，“平时坐上车就能睡着，这样就能保证休息，然后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管向东说，自己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重症监护室。从医30余年里，每当进入重症监护病房，站在病人的病床前，听到床旁监护仪发出平稳而有规律的嘀嘀声，他的心里就踏实。
穿上白大褂，将党员徽章庄重佩戴在胸前，已成为管向东的习惯。“在中国，做一名医生是幸运的，也是自豪的。因为当你在病人床前行医时，你的背后是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和生机勃勃的国家。”查房、诊疗时，为了让病人更安心，管向东总戴着那顶绣着“党员管向东”字样的医生帽。“病人知道你是党员就更加信任你，相信你一定会全心全意地为他们着想。”
“我现在常备一个随身包、一个行李箱，听候召唤随时出发。”过去的两年半里，抗疫成为管向东工作的关键词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组专家，管向东已14次受命出征，先后驰援湖北省、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河南省、上海市等地，累计抗疫时间超过350天。“我是老党员，支援抗疫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管向东说。
不管驰援何地，管向东每天都会进“红区”。他说，无论作为共产党员、普通医生、督导组专家，都必须在床边、在一线工作，准确掌握病人的病情变化，“这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两年多来，他一直保持着直接管理的重型和危重型病人零死亡的纪录。
“重症医学不只是治病，更是救命。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重症医学所展示的对生命救治的效率，是无可替代的。”管向东曾遇到很多次危急的情形，很多人都认为病人没有生还机会了，但是管向东告诉他们，要坚守，不抛弃、不放弃。“重症监护室的病人都是在生命垂危时刻进来的。他们把生命交付给我们，就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要尊重自己的职业，尊重生命，不能漏失哪怕一线生命的机会。”
管向东常常对青年医生说，医学是个高尚的职业、需要宣誓的职业、利他主义的职业，需要善良、付出、探索和承担。“医生要有使命感，医学生‘志愿献身医学’的誓词是整个职业生涯的使命与责任。”
他还特别提到，重症医学人守卫的是生命“最后一道防线”。“近年来，重症医学在中国快速发展，每年拯救的生命以数百万计。我非常荣幸，在其中出了力，起到了哪怕仅仅是一块铺路石的作用。”管向东说，想到这里，以后退休了，睡觉也能睡得香。
这一周，对于贵州省安龙县普坪镇鲁沟塘村村医潘凤来说，颇有些特殊意义。周三，2022年“最美医生”名单发布，她位列其中；周五，第五个中国医师节到来，那是属于她的节日。“活到老学到老，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家乡父老提供更好的服务。”潘凤说。
学识丰富、技能过硬，遇到凶险情况才能从容应对。潘凤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始于23年前从业之初的一次惊心动魄的出诊。那是1999年2月的一天，村里八坎组村民杨大团的丈夫紧急求救，说妻子生孩子胎盘粘连、剥离不开，生命垂危。潘凤放下手头的工作就往产妇家跑，刚进门就看见一家人正准备用石磨压产妇肚子挤压胎盘，并用扁担绕着脐带准备用力。“我当时吓出了一身汗。”潘凤大喊：“住手。”戴上医用手套，开始徒手剥离胎盘。经过近一个小时，她终于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有惊无险的接生。
那时的潘凤，刚刚学成回村，想当村医，但没房、没钱。她只好从银行贷款500元，租用民房，购置基本医用设备和药品，办村卫生室。被叫去接生时，卫生室还未开诊。经此一事，潘凤意识到了村医的价值，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此后，她积极向村民宣传定期产检、住院分娩的必要性，助力农村孕产妇规范产检意识和住院分娩率持续提升。
农村留守老人多，潘凤想把村卫生室打造成村里200多位留守老人的“健康避风港”。“我们给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针对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老人，每年至少上门4次为他们进行例行检查。”潘凤说。
潘凤做的远不止这些。70多岁的苗族老人王发珍靠捡垃圾为生，每次到卫生室都只要五角钱的止疼片。“老人要么发高烧，要么犯胃病，止疼片不仅治不了病，有时还起反作用。”潘凤每次都是仔细检查，对症下药。老人先后看诊20余次，每次开药都是几元到几十元，潘凤收的钱却总共不到5元。5年前，58岁的村民杨忠芬患脑梗死无法走动，丈夫去世，儿子患有夜盲症。潘凤坚持每周两次免费接送她做针灸，两个多月后，杨忠芬的情况好转……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方圆十里的群众都说潘凤心善。
自2016年开展脱贫攻坚后，潘凤的任务更重了。作为省人大代表，她积极撰写建议，为苗乡争取国家公路建设项目资金2813.56万元，修建县级四级公路15.92公里，带动40多户贫困户发展经果林种植400余亩。2018年，戈塘村贫困群众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进了城，潘凤的卫生室随之搬迁。村民们都有她的手机号码，腿脚不便的老人身体不舒服时会第一时间向她打电话求助。最让潘凤欣慰的是，村民的自我保健意识越来越强。有的老人开始主动要求量血压、测血糖，懂得了不能把小病拖成大病。
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潘凤的工作内容又多了防疫宣传等。“作为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这些都是我的本职工作。父老乡亲们的健康，就是我最想要的。”潘凤说。
连日来，多地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人们的心。力争以最短时间、最小成本控制疫情，是所有人的期待，更是在此间奋战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流调专家队的首要目标。为此，他们日夜忙碌着，以实际行动为“最美医生”做注脚。
从武汉到三亚，新冠病毒毒株在变异，病毒的传播力、感染力、隐匿性在增强。与此同时，疫情发生后，各地抓早抓小，发现处置也更快、更科学、更精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流调专家队，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支队伍于2021年9月组建成立。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各地疾控机构中遴选了300多名在流行病学调查、疫情分析、实验室检测等领域专业能力强、实战经验丰富的专家。专家分成16支小分队，每支小分队17～21人，内设现场流调小组、疫情分析小组和实验室检测小组。队伍随时待命，一旦有地方报告疫情，便以最快速度赶赴现场，对新冠病毒“侦查围堵”，与新冠病毒极限竞速。
用最短的时间采集、提交流行病学调查信息，是竞速的基础。流调是通过采集大量的信息“侦破案件”，这个过程像是一场高效快速的“缉凶”搜索。为此，流调要争分夺秒，快速启动调查，精准、快速地锁定并控制传染源。一遍遍打电话了解信息，不能嫌累；大热天身穿防护服入户调查，要能挺住；克服方言困难，是基本功……
最精准地判定密切接触者和感染风险人群，开展医学隔离、医学观察，是围堵病毒、在竞速中占得优势的关键。这可是个技术活儿。队员们说，密接判定是否准确，既影响流调质量，也会对流调对象产生影响——一旦被判定为密接，就要被集中隔离。因此，必须格外认真负责。
此外，要关注风险环节、风险场所和风险人群，梳理风险点，及时采取管控措施；分析疫情特点，研判趋势走向，提出防控措施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如此种种，是竞速制胜的保障。为此，这支队伍掌握了与各级地方队混编作战、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的精髓。国家队重在发挥指导、推进、参与的作用，当好培训员——帮助市县提升流调能力，对市县提交的流调报告进行把关；省级专家担任组长，负责组织协调，在国家专家和市县工作人员中间起桥梁作用；市县工作人员熟稔当地风土人情，与群众沟通更加顺畅。与此同时，实验室检测团队轮班值守，源源不断提供检测结果，提示重点方向。与病毒赛跑靠的是集体的力量。
“疫情发生以来，我一共被派出了20次，转战22个地方，共计303天。”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主任医师殷文武说，这是每位流调专家的工作常态。